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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云貴、周燮藩、李維建、鄭筱筠:對話宗教與中東變局   中國宗教學術網 2016年11月8日

      鄭筱筠:近幾年來風云突變的中東局勢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中東局勢震蕩全球市場的新聞報道甚至以最大的字體出現在新聞媒體中。《利比亞戰局令國際油價受壓》等等文章一再顯示中東動蕩對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金融體系的沖擊和影響。這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中東板塊對于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同時由于中東地區在世界板塊中是以信仰伊斯蘭教為主的宗教信仰板塊,那么如何評價中東變局的性質?如何看待中東變局后面的宗教因素?中東地區地緣政治與宗教的教緣政治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中東地區的現代社會轉型與宗教的現代轉型之間是怎樣相互影響的?其未來發展趨勢又是怎樣的?為此,我們特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吳云貴研究員、周燮藩研究員、李維建副研究員圍繞這些問題進行深度對話。

       

      首先,回顧這一年多的風云變幻,我們對中東變局的性質逐漸形成一種基本的把握。

       

      吳云貴:過去的一年間,阿拉伯世界持續動蕩不安。始自20111月突尼斯的社會政治動蕩,迅速向其他阿拉伯國家蔓延,幾乎席卷了大半個阿拉伯世界。北非的突尼斯,一向被視為一個現代化、世俗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即使上世紀80年代初伊斯蘭復興大潮涌動之時,這個國家依然應對自如,沒有發生過大的動亂。然而,此次面對民眾不斷升溫的反政府示威,突尼斯的本·阿里政府在勉強支撐不到一個月之后就被推翻了。隨后,北非政治、文化大國埃及成為一場新的反政府風暴的中心,穆巴拉克總統在民眾的抗議聲中,由于失去軍方支持,在不到3周的時間內就被迫宣布辭職。阿拉伯世界另一軍政強人、利比亞的卡扎菲,也未能逃過這場風暴。但不同于前兩位國家領導人,卡扎菲政權是在西方國家軍事干預下最終被推翻的。在實行君主制的海灣國家巴林,民眾抗議的浪潮也曾使社會秩序陷于混亂,后來在沙特和阿聯酋出兵鎮壓之下暫時恢復了平靜。在極度貧困落后的也門,反對派發動的和平示威不久就升格為反對執政當局的暴力武裝沖突。薩利赫總統迫于國內外的巨大壓力,在苦苦掙扎了一年之后,最終在海合會的調節之下,以讓權換取豁免,暫時結束了政治混亂。在阿薩德家族執掌權柄的敘利亞,由于美國等西方列強力挺國內外的反對派勢力,不斷以經濟制裁向其施壓促變,要求巴沙爾下臺的呼聲盡管并非主流民意,依然使巴沙爾政府處境艱難。

       

      周燮藩:22個阿拉伯國家,除卡塔爾外無一幸免。由此而引發的政治變動和社會動亂至今未止息。現在回顧這一過程,可以肯定,從直接的導火線和原因看事件具有突發性。無論世界還是阿拉伯各國統治者,即使是事變的參與者都沒有事先預料到會有如此迅猛的發展,如此劇烈的影響。這次社會運動中的發起者和主要參與者,是中東北非新崛起的青年一代和中產階層,特別是占總人口40%8090后的年輕人。他們在大多受過現代教育,在信息化時代成長,受困于就業艱難、經濟停滯、貪腐成風、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以及經受十幾年、幾十年的軍事戒嚴和專制統治,強人政治正在轉向家族統治,并伴隨著腐敗和無能。他們通過互聯網和手機等手段,互相動員和協調,掀起了要自由、爭民主、爭人權、謀民生和反腐敗的示威游行。

       

      鄭筱筠:在大規模群眾抗議浪潮的沖擊下,同時在外部勢力的干預和影響下,中東地區局勢陷入嚴重動蕩。在此過程中,阿拉伯國家或通過民眾抗議浪潮(如突尼斯和埃及)發生政權變更,或通過外部軍事干預發生政權更迭(如利比亞)。這些發生在中東地區的劇變表明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東正經歷著一場內外交織的變革。可以說,世上偶發事件很多,但偶發事件深化成社會運動,背后必有某些必然性。事實上,在這場動蕩之中,經濟危機因素、政治因素、中東地區持續不斷增長的人口,尤其是年輕人的比重越來越高、網絡因素在其間的作用等都是引發中東變局的一系列重要因素。我們需要全面考量中東變局后面的秩序重建及其原因。

       

      吳云貴:首先,經濟問題是引發國內社會矛盾的根本原因。阿拉伯國家除海灣石油輸出國較富裕外,經濟發展水平普遍偏低,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民生艱難成為引發社會不滿和抗議的普遍原因。突尼斯、埃及、也門社會動蕩皆因經濟困難、應對無方所引起。

       

      其次,國家領導人權力過于集中、腐敗無能,引起民眾不滿。發生動亂的幾個國家,無一不是長期實施威權主義、嚴重缺乏政治民主的高度集權國家。本·阿里、穆巴拉克、薩利赫和卡扎菲都是大權獨攬的軍政強人,他們在各自國家分別執政23年、30年、33年和42年,這種老人政治所體現的僵固不便的體制問題成為民眾不滿而要求變革的直接根源。

       

      第三,美國在中東的政治、軍事存在成為引發阿拉伯民眾抗議最重要的外因。美國中東政策的出發點是實現美國的戰略利益,為此不惜損害阿拉伯國家利益,而有些阿拉伯國家當權者在中東地緣政治格局中甘愿充當美國的工具,密切配合美國的中東政策。這種不得人心的做法激起了阿拉伯民眾強烈憤恨和失望。正如有的中東問題專家所指出,這一波社會政治動蕩首先發生在與西方關系良好的突尼斯和埃及,不能不令人深思。

       

      第四,一些國家傳統社會結構中固有的矛盾不斷激化,最終導致社會動蕩分裂、國家政權解體。例如,卡扎菲政權的解體就同國家在發展進程中沒有處理好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沒有理順現代民族國家與傳統部落社會結構的關系問題直接相關。卡扎菲政權的反對派,主要是以班加西為中心的利比亞東部昔蘭加尼地區的各部落。這表明,卡扎菲當年在綠皮書中所標榜的欲建立平等、和睦、互助友愛的部落關系、民族關系的目標遭到失敗。家族統治、部落紛爭、教派沖突,作為一種前現代的社會歷史遺產,在許多中東國家成為政治動蕩的重要誘因。

       

      鄭筱筠:中東地區的變局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曾指出,伊斯蘭復興的覺醒是全面的——它不僅是關于個人虔誠;它不僅是知識的和文化的,也不僅是政治的,它是這些的總和,是對社會從上到下的全面重建。忽視20世紀末伊斯蘭教復興運動對東半球的政治影響,就等于忽視16世紀末新教改革對歐洲的政治影響。人們在分析中東變局時,宗教的作用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周燮藩:很少有人注意到,早在伊斯蘭復興運動后期,一種潛在卻影響深遠的變化已在伊斯蘭主義組織中悄然發生,即政治伊斯蘭轉變為社會伊斯蘭。從20世紀90年代起,伊斯蘭主義組織已不再是限制在社會外圍的小型或邊緣化的組織。伊斯蘭復興運動的一些觀念也并非僅限于小型激進或極端組織的主張,在上層社會也出現較前明顯的伊斯蘭傾向的存在和訴求。在中層和低層的民眾中可以見到。在嚴厲的政治打壓下,伊斯蘭主義組織,如穆斯林兄弟會,目標改為在草根層次上形成個人的伊斯蘭結構以及改變整個社會,他在社會服務(醫院、診所、法律援助機構等)、經濟領域(伊斯蘭銀行、投資合作社會、保險公司等)、教育方面(學校、托兒所、青年營等),以及宗教出版和廣播等工作,通常以幫助青年和老人為主。在政治方面,他們放棄暴力和對抗,積極參與國家和地方的選舉,作為合法的反對派取得過一些成績,在一些國家已有過組織內閣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隨著政治變革的深入發展,伊斯蘭主義組織很快就參加到運動之中,并審時度勢,順應潮流,采取穩健而有力的步驟,借機推動自身的政治發展,成為變革進程中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我們看到,無論是突尼斯還是埃及,突尼斯復興黨和穆斯林兄弟會都沒有堅持原有的伊斯蘭主義綱領,而是組建體現現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政黨,并在議會選舉中已取得多數議席。突尼斯復興黨明確表示,將推動突尼斯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世俗的多黨民主制國家。該黨主席拉西德·加努奇認為,突尼斯不會走向伊朗的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模式,政治發展將以土耳其為模式。在他看來,在土耳其雖然由具有伊斯蘭背景的正義和發展黨主政,但國家和憲法仍是世俗的,以政教分離為立國根本。

       

      穆斯林兄弟會組建的自由與正義黨聲明,該黨的政治目標,由先前主張的建立伊斯蘭社會和伊斯蘭秩序,轉為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但非神權的、多黨民主制的公民國家。因此,該黨面向所有的埃及人,包括婦女和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該黨強調,政治改革是所有真正改革的開端。該黨接受民主,支持政治多元化發展,提倡各黨和平地輪流執政。政治改革包括取消緊急狀態法,恢復公民自由、組建政黨自由、新聞和言論自由、建立分權體制等。該黨主席穆爾西指出,自由與正義黨沒有宗教性質,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伊斯蘭主義政黨,是非神權公民政黨

       

      李維建:伊斯蘭力量在這次事變中呈現出引人注目的新趨勢,即伊斯蘭主義的再次分化:形成溫和的伊斯蘭主義,極端的伊斯蘭主義,以及處在二者中間的賽萊菲耶派。

       

      溫和的伊斯蘭義對現代制度并不完全否定,主張保持一定的制度延續性。另一個重大轉變是溫和伊斯蘭主義愿意成立政黨,承諾參與政治選舉,讓選票決定政治。所以溫和派伊斯蘭主義,又被稱作伊斯蘭議會主義。但同時,溫和伊斯蘭主義的宗教與政治目標并未改變,伊斯蘭教就是解決方案的初衷未變,改變的僅是手段。在埃及,溫和派占據穆斯林兄弟會主流并掌握領導權,說明該組織已經從賽義德·庫特布的暴力革命理論,重新轉向哈桑·班納的漸進革命論。目前在整個阿拉伯世界,溫和派已占據伊斯蘭主義的主流位置。

       

      以埃及為代表的賽萊菲耶力量的崛起,是這次中東事變中的新看點。賽萊菲耶在斗爭手段上與溫和主義者有相同之處,同意參與政治選舉。但在未來的國家制度上則存在分歧,穆斯林兄弟會聲稱將建立一個參照伊斯蘭教理論的公民國家,而賽萊菲耶則直言建立伊斯蘭教法治理的國家。賽萊菲耶與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在未來國家的模式上沒有分歧,卻在實現方式上各執一詞,一個參與民主選舉,一個則堅決拒絕,訴諸武力手段,實現教法治國。

       

      在這次政治變局中,伊斯蘭主義的分化已經相當清晰。極端主義雖不甘失敗,卻已被邊緣化。接受選舉政治的伊斯蘭力量,逐漸步入政治伊斯蘭的主流,且受選民的青睞。他們在當前的權力爭奪中,已占盡先機。

       

      鄭筱筠:中東國家的政治可以分為王室政治、強人政治和民主政治三大類。由于在中東地區形成了具有強烈伊斯蘭教色彩的地緣政治關系帶。但其間又形成了伊斯蘭教內部的以什葉派和遜尼派為主導的教派政治集團。在這場影響深遠的中東政治動蕩中,如果說德黑蘭可能主導建立一個什葉派新月帶,那么埃及作為中東有影響力的另外一個大國,也有可能在穆斯林兄弟會執政下,形成一個遜尼派新月帶。因此可以說其地緣政治背后也有教派政治的身影。在中東板塊中,政治與宗教,尤其是宗教內部的派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何把握中東地區地緣政治與教緣政治之間的關系,就成為我們此次對話的第三個焦點。

       

      吳云貴: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政治伊斯蘭勢力在部分國家再度崛起。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這一波反政府的民眾抗議浪潮,并非由政治伊斯蘭勢力所發動主導,但許多事實表明,有些政治伊斯蘭勢力很可能成為這場運動中的大贏家。例如,北非的突尼斯,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伊斯蘭傾向運動,當時并未采取直接的反政府行動,而只是主張用傳統的伊斯蘭文化來抵制、淡化突尼斯社會中日漸強烈的西方化、世俗化傾向,就為政變上臺的本·里政權所不容。鎮壓下一度被迫逃到英國避難的拉希德·加努希,如今已成為突尼斯政壇上的重要人物。他領導的伊斯蘭復興黨成為反對派中最大的一支力量。

       

      二是積極參與政黨政治。在二戰后的阿拉伯世界,隨著世俗民族主義思潮蓬勃興起,宗教思想政治化、宗教組織政黨化也逐漸成為一種趨勢。但這種政治伊斯蘭形態的悄然興起一直受到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們的打壓。因此,政治伊斯蘭勢力是否能獲準成立政黨,可以作為考慮其實際政治影響力的重要標志之一。而按照西方的政治理念,成立政黨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在多黨制框架下積極參與選舉政治,以通過權力分配擴大政治影響,實現政治利益。在實行多黨制的埃及,以往舉行的歷屆議會選舉中,穆兄會推舉的候選人只能以獨立人士而非政黨的名義參選。但是在去年1月舉行的議會選舉中,以穆兄會為主要社會基礎的自由與正義黨不僅獲準參選,而且大獲全勝。該黨共獲235議席,得票率為47.2%,一躍成為埃及人民議會的第一大黨。此外,另一更為保守的賽來菲派(原教旨主義派別)的光明黨獲得125議席,得票率為25.1%,位列第二。這些事實表明,政治伊斯蘭與民主政治的理念并不是格格不入的。組建與宗教非政府組織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現代政黨組織,實際上也是群眾性宗教組織為適應現代政治發展而采取的一種措施。這種現象在其他一些國家也有表現。例如,也門變局中的宗教因素就包括也門穆斯林兄弟會的政黨化趨向。也門的穆兄會原為溫和的原教旨主義派別,1991年海灣戰爭后轉為激進,鼓吹加速使也門成為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該派為推進社會伊斯蘭轉型而組建的政黨伊斯蘭改革集團1994年后成為最大的反對黨。該黨在2003年議會選舉中曾獲得46席,選民支持率為22.6%。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約旦,于19916月宣布取消了長達33年的黨禁。根據19929月議會通過的政黨法,以約旦穆兄會為主要社會基礎的伊斯蘭行動陣線黨獲準參與政黨政治和選舉政治。該黨被視為保守的原教旨主義宗教政黨,一度為議會(眾議院)中最大的反對黨。但在君主立憲體制下,議會并無實權,所以容許宗教政黨參與議會,實為開放民主政治的一種表現,實際作用不大。

       

      三是教派政治愈益同地緣政治相結合。當前中東變局中的宗教勢力主要有三:一是以穆兄會為代表的溫和政治伊斯蘭勢力;二是以基地阿拉伯分治為代表的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三是以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為首的遜尼派阿拉伯伊斯蘭軸心國家。以上三種勢力中,遜尼派軸心國家體現的宗教色彩、宗教因素時隱時現,常常被人忽視,因為在此次中東變局中,這些保守的阿拉伯國家表面上是通過阿盟海合會這類非宗教性的地區組織為活動舞臺。但稍予觀察就不難發現,沙特、卡塔爾等遜尼派伊斯蘭國家在應對阿拉伯世界熱點問題時,經常將教派政治與地緣政治密切結合。有時為了維護本國或保守的阿拉伯國家的利益,它們不僅會求助美國和西方,而且在借助外力打壓某些激進的阿拉伯國家時,可以置阿拉伯和穆斯林兄弟之情于不顧。這種雙重標準如果發生在精于此道的西方國家身上,人們不會感到驚奇和意外,而發生在一些曾經長期遭到西方殖民主義侵害的阿拉伯發展國家身上,人們就會感到有些不可思議。

       

      教派政治與地緣政治相結合,為政治決策和政治行為帶來復雜性和某種不確定性。盡管中東政治易受到宗教思想的影響,但如果僅從教派政治的眼光來看待中東政治,也會造成許多誤判。此外,將教派意識引入現代政治是否正當,如何發揮宗教文化資源的建設性作用問題,教派政治能否正確地認識和解釋國際政治行為,這些問題都需進一步討論。

       

      鄭筱筠:令人關注的是,在中東變局中,我們漸漸感受到伊斯蘭教在現代化和全球化時代的轉型。一個小販的舉動引發了整個中東地區出現了蝴蝶效應,它的意義遠大于這個事件本身,它對全球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它甚至影響到各個國家的全球戰略。

       

      周燮藩:這次中東北非的劇變,至今為止最大的受益者是長期遭到壓制的伊斯蘭主義組織。在專制統治推翻后,伊斯蘭主義組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原有的世俗主義政黨在專制統治勢力很小,新的青年一代的成熟和重組尚須待以時日。因此,在短期內上述的伊斯蘭主義背景的政黨,如埃及的自由與發展黨和突尼斯復興黨,贏得議會選舉,甚至組閣執政都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我們看到,新建的伊斯蘭主義背景的政黨,都明確放棄伊朗的模式,意識到國家和民族實現現代化轉換的歷史使命,需要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和改革模式。這是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在現代化進程中新的探索和努力,代表了一新的方向,象征著新的希望。其次,在劇變后的改革,他們都看到了土耳其模式的成功。土耳其模式是世俗主義為基礎的,經過幾十年磨合,新形態的伊斯蘭主義參政模式(土耳其模式是:在維持國家政權世俗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強調維護傳統伊斯蘭教的價值觀,提倡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前提下,推進現代化和民主化,把宗教信仰自由作為民主化的重要內容;強調土耳其的伊斯蘭屬性,從完全倚重西方到重視與東方國家的關系,加強與伊斯蘭國家的聯系)。最后,這次中東北非的未來仍然要考慮國際環境的影響、各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和伊斯蘭教的傳統和轉換三個方面。阿拉伯各國的未來前途,是由眾多因素決定的,但歸根結底還是取決于阿拉伯人民的努力。

       

      李維建:20世紀90年代始,各伊斯蘭主義組織日益關注民主、選舉等政治話題。穆斯林兄弟會最為典型。自20世紀70年代始,穆斯林兄弟會逐漸經歷了一個持續至今的轉型過程。其成員的主體從保守的宗教人士、社會中下層,逐漸轉變為律師、法官、醫生、小商人、大學生等社會中層,成為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組織。其宗教觀念也逐漸趨向于開放,認為政治伊斯蘭并不意味著伊斯蘭教法和哈里發制,認可民主、自由、多元觀念,接受現代政治規則,有部分成員甚至贊同以民主是解決方案為新口號。當然,它堅持認為現代觀念與政治民主也蘊含在伊斯蘭教中,而非單純地源自西方。在實踐中,穆斯林兄弟會放棄了暴力手段,廣泛開展宗教慈善,轉而走議會路線參與政治。

       

      那么如何看待這種轉型?首先,這種轉型有被迫的性質。兄弟會自成立以來,其強硬而保守的宗教-政治路線,屢屢碰壁,遭受各國政府打壓和鎮壓,難以實現其目標。經歷痛定思痛之后,才不得不轉型求生。其次,伊斯蘭主義也從溫和化中取得了實際的好處。不但自身形象得到改善,民意大增,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夢寐以求的政權。再次,伊斯蘭主義的轉型,手段大于內容,總體上看是一種策略或戰略轉型,核心與本質的變化尚需觀察。比如,穆兄會在這次動蕩的初期還信誓旦旦地說不會尋求議會多數,正如此前也說不會成立政黨參與選舉,以及最近不會推出總統候選人一樣,結果都食言了。不惜食言自毀形象的動力在于對權力的渴望。穆兄會深刻地理解當前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定理:公平自由的民主選舉=伊斯蘭主義上臺+世俗民族主義下臺。只有轉變策略,做出部分妥協才有機會。第四,伊斯蘭世界內外也有一種聲音,認為將穆兄會這樣的伊斯蘭主義力量排除在權力之外,實際上更危險。與其如此,不如適當招安,緩和矛盾。這也為伊斯蘭主義掌權提供了一定的輿論環境。

       

      事實上,當前因為民選的勝利而歡呼的伊斯蘭主義,陷入一種兩難選擇:當前的勝利,部分原因是不再固執于保守的伊斯蘭教法治國的目標,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也不可能完全放棄保守觀念,全身心擁抱自由民主。除了從原來呼吁伊斯蘭國家到建設伊斯蘭民主國家的政治戰略轉變之外,溫和伊斯蘭主義不會轉向自由主義。對于部分西方學者所言之后伊斯蘭主義,更是過于樂觀了。

       

      鄭筱筠:中東變局已經不是一場簡單的動蕩,它凸顯出重建伊斯蘭教精神世界秩序的理性自覺。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者和激進的極端分子不再是這場運動的中堅分子,相反,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者開始成為這個變局運動的生力軍。這暗示著中東伊斯蘭教內部自身的變革,它開始反思和調整自己與世界的對話模式,試圖在世界秩序中重建新的國際形象。在國際問題分析家們的眼里,這已經不僅僅是人民的運動,更成為各種政治力量角力的戰場與不同目標的追逐之地,同時更是經濟利益的逐鹿之所。他們認為現在的態勢,既不是冷戰式兩大陣營對峙,也非文明沖突,而是一種新的全球社會體系對抗全球權威體系雙層化世界。這不僅是地區秩序的重建,世界秩序也正面臨著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建。就中國而言,現在正是積極調整我國中東戰略的最佳時機。

       

      (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3期)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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