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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新平:論積極引導宗教的現實意義   中國宗教學術網 2017年1月24日

      [內容提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中國共產黨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的核心精神,對這一精神的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已經到了非常關鍵的時機。本文就這種積極引導的現實意義加以闡述,從習近平主席論對宗教積極引導的系列講話、對宗教積極引導的政治意義和認知意義這三個方面來展開討論,旨在努力促成宗教與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積極適應。

       

      [關鍵詞]宗教;積極引導;社會主義;政治;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

       

      能否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對此,理論界、學術界和社會上仍然存有很大的分歧,觀點也很不一致。基于這一現實,我們認為有必要正本清源、科學分析,對這一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做出正確的回答。為此,我們想從習近平主席對宗教積極引導的系列論述、積極引導宗教的政治意義和認知意義這三個層面來對之加以闡述,以使我們在宗教問題上保持正確發展之路,確保中國社會民族團結、宗教和諧、長治久安。

       

      一、習近平主席論對宗教的積極引導

       

      習近平主席非常關注宗教問題,在其工作中對宗教問題有著系列講話。我們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就應該仔細傾聽黨中央的聲音,學習好習近平主席關于宗教的系列講話精神,就應該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宗教的論述。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基本觀點、以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央領導的思想特別是習近平主席關于宗教的系列講話為指導來正確看待并科學研究宗教。

       

      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在長期的理論和實踐中所形成的黨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針即指導思想是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在如何對宗教積極引導及其重要意義上,習近平主席有著系列講話,對此我們必須認真學習,深刻領會。

       

      習近平主席說,“做好宗教工作,對于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推動三個文明建設,加強民族團結和保護社會穩定都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我們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充分認識宗教的長期性,鍥而不舍、深入細致、反復耐心地做好宗教工作。”“我們必須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認識宗教問題的特殊復雜性,積極穩妥地做好宗教工作。”[1]為此,習近平主席系統談了四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團結和引導信教群眾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貢獻。

      第二,全面貫徹執行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

      第三,用先進文化引導和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

      第四,鼓勵和支持宗教界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路子。[2]

       

      除了在工作層面對宗教的關注和分析研究,習近平主席還以更加廣闊的視域從文化層面對宗教有著客觀而積極的評價,他指出“宗教不僅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還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比如,浩如煙海的宗教典籍,豐富了傳統歷史文化寶庫;智慧深邃的宗教哲學,影響著民族文化精神;深刻完備的宗教倫理,強化了某些道德規范的功能;異彩紛呈的宗教藝術,裝點了千姿百態的藝術殿堂;風景秀麗的宗教圣地,積淀為旅游文化的重要資源;內容豐富的宗教禮儀,演變為民族風情的習俗文化。”[3]

       

      這里,習近平主席對于宗教的文化意義和積極作用講得非常到位和透徹,其表述也反映出對宗教積極因素充分肯定的意蘊。只要我們系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系統學習了習近平主席、黨中央關于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針,那么,在當前關于宗教問題的討論中,誰真正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誰在堅決緊跟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自然也就會很清楚了。

       

      我們對于人類歷史發展要有最起碼的尊重,其中就包括對宗教歷史作用的評價。在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之際,對那種否定宗教歷史價值和意義的觀點也理應加以反駁。宗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有著巨大影響,起過關鍵作用。對此,習近平主席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中就曾專門論及2000多年來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先后傳入中國的交流,指出中國文化善于吸納外來文明優長的特點。習近平主席還以佛教為例生動而深入地描述了這種宗教文化交流的意義,指出佛教的“傳入”與“傳出”所推動的充滿積極意義的文化交流:“佛教產生于古代印度,但傳入中國后,經過長期演化,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4]佛教不是被動地為中華文化所吸納,而是在中國文化土壤中得到了創造性、創新性的重生,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禪、凈等宗,涌現出像慧能那樣的眾多思想大師、文化名人,發展出中國意蘊凸顯的禪宗文化、觀音文化、彌勒文化、少林文化等。也就是說,佛教在與中國文化的融合中得到了一種再創造,不僅使自我升華,而且更廣遠地影響了世界,促進了人類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學習。“中國人根據中華文化發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獨特的佛教理論,而且使佛教從中國傳播到了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5]習近平主席這些重要講話,使我們深刻認識到宗教對于人類文化交流、各民族相互理解和學習的獨特意義。

       

      習近平主席在20152月底明確提出了“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這一表述,對中國人需不需要信仰做出了極為清楚的回答。中國人當然也是有信仰的,而對于信仰則可分為不同的層面,加以客觀分析,在充分肯定政治信仰的意義時也應意識到宗教信仰的價值。對于中國宗教問題的正確理解和處理,已經關涉到我們今天的文化戰略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在總體上對宗教持敵視和排拒態度。宗教在我們今天的發展中若主動用之則能起積極作用,若被動放棄則有可能變成消極因素,因此乃事在人為,需要我們因勢利導。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和發揮宗教在當今社會的維穩作用,對相關群眾的精神撫慰作用,對公益事業的積極參與作用,對中華文化的深化和弘揚作用以及對海外世界的感染和影響作用。

       

      2015518-20日召開了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習近平主席在其重要講話中提出民族、宗教工作是全局性工作,宗教工作的本質是群眾工作,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就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導宗教努力為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服務。

       

      這里,習近平主席重申了宗教工作的群眾工作性質,強調了黨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針,提出了“四個必須”,指明了要積極引導宗教為完成五大任務服務。根據中央這一最新精神,根據習近平主席對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四項原則的重申,充分說明我們做好宗教工作就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堅持黨的統一戰線理論(這是我黨的三大法寶之首,其對宗教的基本精神就是“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堅持群眾路線(這是我們宗教工作的本質),堅持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即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為此,習近平主席特別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還要做好“四個必須”。綜觀這一基本方針,我們在這里并沒有發現有對宗教的任何否定或反感;相反,我們看到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對待宗教問題上的睿智英明和高瞻遠矚。宗教是客觀存在,處理好宗教問題是政治智慧和執政能力的體現。我們民族宗教工作的范圍基于兩條底線之間,其上線為“發展是硬道理”,搞好我們的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其下線為“穩定壓倒一切”,即民族宗教無小事,不能出亂。在這兩條線之間的重要空間,其和諧有序發展就在于堅持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

       

      “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重申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沒有任何理由或借口可以用來歧視、敵視或貶低、排擠宗教信仰者。我們在宗教工作中應該有這種公民意識,必須尊重憲法賦予公民的這一基本權利。

       

      “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是突出依法治國精神在管理宗教事務上的具體落實和充分體現。基于憲法和政府法規,我們對宗教事務必須管起來而不可放任自流,但這種管理必須依法,因此要健全我們的法律法規和管理體制,不能對宗教事務隨心所欲地胡管、亂管,管理者“有權不可任性”。因此,我們所加強的管理必須是科學管理、必須依法管理。

       

      “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是強調中國境內的宗教有著“獨立自辦”的存在及發展的底線。中國的宗教自然且必然要體現中國的特色,其社會存在的獨特性說明中國宗教與境外的宗教是有區別、有不同的,如政治背景、社會制度、經濟基礎、管理體制、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等不同使之不可與境外宗教簡單相比。因此,我們對中國的宗教要區別對待,不可將今天中國宗教與境外宗教完全混同,這樣才能有效堅持我們中國宗教的真正獨立和自主自辦。只有意識到并且強調中國宗教這種社會存在的本質不同,才能有效抵御境外滲透,徹底擺脫其外來影響和掌控。

       

      “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我們對待宗教的基本態度,而且是唯一正確的態度。“積極引導”是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的重點和核心之所在,提出“積極引導”本身就其邏輯關聯來看實際上已經承認中國的宗教是完全可以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承認中國宗教文化是可以融入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積極引導”是積極地把宗教拉到我們自己身邊,肯定宗教在我們社會制度和體制中的合法存在,使之充分體現為我們的基本力量和社會有機構成,實現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社會之吻合與共融。

       

      “積極引導宗教”是我國新時期宗教工作的康莊大道,其前景光明、任重道遠、事在人為。“積極引導”就是不要使宗教成為我們社會的另類,就是要有效防范其社會作用的異化、他化、敵化。所以,這種“積極引導”的宗旨是讓我們在處理與宗教的關系上要從和而不同走向求同存異,爭取聚同化異、和諧統一。在當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團結群眾、爭取民心事關重大,如果在對待宗教上放棄或不真正有效踐行這一“積極引導”,那么我國的宗教工作今后勢必就會走向歧途,我們也就可能陷入宗教矛盾沖突的多事之秋。因此,習近平主席反復強調要“積極引導宗教”,并且要做到“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和“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這“四個必須”。

       

      習近平主席是在充分肯定的意義上論及在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上所要實施的“四個必須”,其中首先是論及宗教本身,要求宗教在中國的發展方向是“必須堅持中國化”,這就指明中國宗教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宗教在發展上的方向、道路之別,這是對中國宗教的基本要求;其后三個“必須”則主要是就我們政府和社會看待和處理宗教問題的要求而言,即要求我們各級政府在宗教工作上“必須提高”“法治化水平”,堅持依法治理宗教;要求我們的社會對宗教的社會作用“必須辯證看待”,從而做積極的社會轉化工作,由此則“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讓我們高度重視宗教界人士,使之能夠充分發揮其積極的社會作用。因此,我們只有做好上述“四個必須”,才能真正做到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才能使宗教界人士心悅誠服地為我們當前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這“五大任務”積極服務。為了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國人民當然包括廣大宗教界人士要全力以赴投身到這一重大的民族使命之中,這就是習近平主席在此所言的“引導宗教努力為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服務”。為此,我們今天所要體現和發揮的是我們的民族正氣、社會正能量,要調動一切可以爭取和調動的積極因素和有效力量。這里,我們也應該承認宗教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有機構成,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充分吸納、涵括宗教信眾,這就包括對中國宗教文化的正確認識、客觀評價以及對其積極因素的發揮和弘揚,而絕不可以任何借口來排拒、擯棄宗教,弱化我們的凝聚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應包括中華文化特色,我們關于宗教的理論自然要有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宗教信仰的冷靜分析和積極引導。

       

      習近平主席關于宗教問題的系列講話是我們當前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基本指導思想,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的這些系列講話精神是對我們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檢驗,是反映我們是否在真正緊跟黨中央、堅持黨性原則的試金石。為此,我們一定要學好、學透習近平主席的這些系列講話,堅決執行黨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針,做好對宗教積極引導、使之積極適應我們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當下重要工作。

       

      二、積極引導宗教的政治意義

       

      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政治意義,在于處理好宗教在當今中國社會的政治存在問題,應該使宗教工作與我們當前的戰略任務相吻合。綜合而論,中國當前大致有如下一些戰略任務:

      1.中華民族共同體、和諧社會的構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2.合力共建各國人民共有共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中國話語權、文化軟實力,讓中國影響走出去;

      3.有效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由此必須意識到“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絕大多數國家信仰伊斯蘭教,而海上絲綢之路沿岸的佛教、伊斯蘭教等信仰也非常興盛。

       

      中國當前正面臨著強調文化建設、文化繁榮的新機遇,這使得人們重新反思中國文化及其精神資源特別是宗教文化資源。今天的文化發展和文化繁榮,其核心應是弘揚文化精神,突出精神文化,關鍵在于找回中華文化之魂。在中華文化精神要素中,顯然有著宗教文化重要而積極的構建。中國現代精神文化的重構,同樣需要宗教智慧的積極參加。上述戰略任務都需要對宗教狀況和作用的科學思考,以便能符合我們國情及歷史發展地制定中國的文化戰略。這就必須認真考慮中國宗教文化在其中的意義和作用。不少人已經意識到: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構建不可能缺少宗教文化的內容。宗教文化本身所特有的社會及信仰感染力和影響力,是其他文化層面所難以取代的。這種文化戰略中對宗教文化的考量一方面是希望以此來防止或消減宗教紛爭,促成宗教和諧,另一方面則是希望以宗教文化來促成整個社會的和諧、民族的團結。所以說,我們完全可以從促成宗教和諧的角度來探究我們的社會和諧、文化和諧,將宗教和諧的問題與我們的文化和諧、共融之努力有機關聯,從而實效性地推動并完成上述戰略任務。

       

      此外,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還包括如下一些政治上的思考,即在國際、國內關系上,我們面對著與宗教是“分”還是“合”、是“斗”還是“和”的選擇。在當前社會上明顯存在著兩種選擇:一是將宗教拉進來,形成我們社會的統一整合、和諧共構;二是把宗教推出去,擴大社會的分化對立、矛盾沖突。有些同志說沒有必要談把宗教“拉進來”,因為宗教信眾本來就是我們的基本群眾,大家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說“拉”則實際上把群眾生分為信教和不信教兩類,有了人為的分割。對于這種好心我們充分理解,然而實際上我們的社會已經出現了這種分割,而且將宗教“推出去”的力量還很大,故此才有要將宗教“拉進來”之據理力爭,這表明我們的社會仍然有團結信教群眾的積極選擇,仍在堅持正確對待宗教之途,以求在根本上消除這種人為的分割。從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來看,古今中外對宗教的打壓從根本上來看基本上無效,而且其結果往往會適得其反。表面上宗教在高壓下好像被打得銷聲匿跡了,但實際上宗教乃轉入地下,更為隱蔽、更加發展、更會失控。而且這種打壓會使這些宗教更傾向于對打壓其的社會采取對抗、不合作的態度。歷史上曾被打壓的宗教基本上都以不同形式頑強地存在下來了,而對之實施大面積打壓的政權反而會大傷元氣、更為衰弱。古代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打壓使其從猶太教的一個弱小異端教派發展為羅馬帝國的國教,清朝“中國禮儀之爭”以后對天主教的打壓使之由在上流社會小范圍發展一變而為遍布地下的大范圍發展,“文革”對宗教的消滅使其地下隱蔽發展最終導致其燎原之勢。這些教訓確實值得我們警醒和防范。就當前國際形勢而言,極少有國家對宗教持普遍反感和全面打壓的態度,如果以歧視、敵視和否定宗教為國策,則會使其自身在世界上被孤立起來,反而會成為國際社會中的另類。

       

      不少人已經看到宗教可與多種政治相關聯、相適應,正確的政治應是積極擴大同盟者、減少敵對者的“統戰”政治。我們黨在政治層面對待宗教的基本態度是“政治上團結合作”,這種表達是非常真誠、明確的。宗教的存在和發展是否正常已經成為當今政治的晴雨表之一,中國共產黨早已是今天中國的執政黨,其對中國社會的“治理”或“統領”作用乃不言而喻,當然沒有理由反對任何維系其領導的力量,同樣也會需要宗教的“幫助”和“維護”。對于中國的社會特點和宗教特點,應該從中國社會獨特、持久的整體性和一統性傳統及其發展慣性來審視。中國宗教從總體來看在歷史上對之起著維系的作用,其相關功能亦仍在延續。這種宗教與政治統一、和諧共構的理念古今相連、依然鮮活。中華民族的傳統堅持了這種“大一統”的文化,而其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天容萬物、海納百川”、“多元通和”、“美美與共”的圓融、和合精神,此即今天所倡導的“和諧文化”。要保持這種“大一統”,當然要爭取求同存異,同時也應有彼此尊重的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其中就包括正視并承認宗教的存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宗教消亡是長期、久遠的過程,我們黨從宗教存在的長期性上也清醒地認識到宗教在當下我國社會根本不可能消失。既然如此,那么我們的主要政治策略就不應該是如何使宗教盡快削減、消弱,當務之急并不是打壓宗教,而必須是如何積極引導宗教、如何科學有效地管好宗教。

       

      此外,我們還應該看到中國宗教有著相互通融、彼此涵括的特點。作為中國傳統宗教主體的儒、佛、道其實都是交織混合、相互滲透的,信眾對之并無絕對排斥的區分;而中國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的這種交融性則更為明顯,大多衍生于并包含了這三大宗教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內容,與之一道與中華文化共存而不可能從其中剝離。這些中國傳統宗教已經成為許多海內外中國人的精神家園,鑄就中華之魂的核心建構,故而乃為華人的信仰支撐。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原初“外來”的宗教,也先后面對并適應了這種文化大一統和信仰精神上的同在、共融,由此形成其以“中國化”所彰顯的中國特色。為此,我們的文化戰略就必須基于這一包容特點的思考和構設。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需要“合”與“和”,而“分”與“斗”則會使社會被肢解、人心離而散,中國由此恐會進入多事之秋。而要在當今社會轉型、精英分化的多元處境中保持這種“和合”,維系社會的“穩定”,難度顯然已經增大,在此關鍵時刻更不可排斥宗教。中國今天構建“和諧”社會之理念的提出,就是要堅持中華文化之“合”、維護中國社會之“穩”,我們必須為持守這一方向、實現這一目標而全力以赴。

       

      所以說,我們今天對待宗教的正確態度,并不是要去區分人們信不信教或是信哪種宗教的問題,而是對信教群眾的積極引導問題;信教本身并不是什么問題,但信教者持有什么政治態度則是重大問題。我們不應搞信與不信的對比或區分,但必須關注人們的政治態度以及信教對這種政治態度的影響。這樣,我們宗教工作的重心在政治上則是積極引導宗教,是認真思考如何使信教者能夠真心實意地愛黨愛國;與之相關聯,則還要求我們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而這種管理必須是科學管理、有效管理,真正從社會外部到宗教內部管理到位。所以,我們對宗教的社會組織及其活動應該是逐步放開、全面管理,保護合法、制止非法。其“內涵式”管理的關鍵就在于愛黨愛國愛教的宗教人士培養,使之真正發揮作用、負起責任,使宗教界內部有我們可以信靠的宗教領袖和精英人士,進而使宗教界成為我們的自己人;而“外延式”管理則應把重點放在宗教立法問題的思考、宗教事務條例的完善、宗教管理干部的培訓、上崗等,使社會管理和政治管理與其教內管理積極呼應,形成管理上的良性互動。中國宗教界的絕大多數是擁護我們黨、我們國家和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對此我們應該有基本的自信和樂觀的評估。只有在政治上團結了絕大多數信教群眾,才可能有效打擊以宗教之名行政治反對之實的敵對勢力及其滲透;只有在社會上實現了對宗教的全面管理,才可能及時遏制宗教極端思潮的蔓延和嬗變。因此,積極引導宗教在政治上不是不作為,而是積極作為、科學作為、有效作為。

       

      三、積極引導宗教的認知意義

       

      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在認知層面則可以遵循我黨所強調的“信仰上相互尊重”。在信仰上可否分層來化解對立沖突,即把政治、宗教相區別?這是需要我們在認識論上深入思考的。有人曾否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信仰,認為中國人沒有信仰、不需要信仰,并且堅持認為信仰只能就是宗教信仰,故反對“信仰中國”之說;在習近平主席講話和黨的十八大明確表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仰之后,肯定“人民有信仰”之后,我們顯然只應該從信仰分層來理解和解釋相關信仰;但以前持否定信仰觀點的人實質上仍在堅持己見,只是改了一種說法,即宣稱宗教信仰才是信仰的“本義”,而政治信仰只是“轉義”而已,這種說法在邏輯上仍然是把信仰只是看作宗教信仰而已,否定政治信仰的信仰性,在骨子里仍是反對信仰、貶低并否定信仰的。

       

      在宗教的意識層面,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宗教作為社會意識是其社會存在的反映;因此,不同的社會存在,其社會意識的反映也應該是不同的。既然馬克思主義按此來分析宗教,那么我們就理應反思中國當今社會與宗教反映的關系問題。有人將這種思路簡單化為“好社會產生好宗教”的“錯誤思想”來加以批判。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好社會也只能產生“壞宗教”嗎?進而問之:只能產生壞宗教的社會難道還能真正是“好社會”嗎?!

       

      在黨建方面,從政治組織的團體紀律和嚴格管理上而言,我們應該堅持“共產黨員不能信教”。這在當前國情下,從政黨建設、黨作為社會政治組織、黨的紀律要求和組織管理而言是必須的。但同時我們共產黨作為中國執政黨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也必須思考如下問題:一是國際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發展的現狀,如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已經解決了與其主要宗教的對立問題,我們在理論上應該怎樣解釋?二是當前仍有共產黨員甚至黨員干部(因工作需要)在純宗教團體任(宗教領袖之)職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上應該怎樣解決?三是在絕大多數群眾信教(少數民族)地區黨員的工作、生活等現實問題怎樣解決?在現實操作中的“隨順”和實際情況中信與不信的界限如何把握和判斷?這些問題實事求是的穩妥解決不僅是認知問題,而且還涉及到對宗教團體的管理、宗教是否失控或被境外、敵對勢力掌控的問題。我們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至于“信徒能不能入黨”的問題,我們則應該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和我黨在統戰工作中的成功實踐來重新思考和制定策略。這些問題包括:一是列寧關于信徒和司祭可以入黨的觀點如何理解?列寧說,“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們的黨”[6],列寧為此還強調了信徒入黨必須堅持服從黨綱,而黨內則應該尊重其宗教信念這兩大原則[7]。二是周恩來總理關于從信徒到黨員之轉變的論述如何看待?在建國初期,周總理曾說,“如維吾爾族人,覺得共產黨好,有的要求加入共產黨,但他的宗教信仰一時又不愿放棄,我們便可以允許他加入,在政治上鼓勵他進步,在思想上幫助他改造,否則會影響他前進。”[8]這充分體現出周總理在政治上的智慧和策略上的通融。三是對當前其他國家絕大多數共產黨吸納信徒入黨的做法應如何評價?四是當前我們黨和政府對宗教領袖和宗教團體負責人實際管理的現狀該如何說明?五是當前我們政府對宗教團體和宗教負責人政治安排和經濟援助的實情是否需要改變及如何改變?在此我們應該如何堅持“政教分離”?其實,如果可將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相區分,允許一部分宗教界的領袖人物和精英分子入黨,實際上會有助于我們黨和政府加強對宗教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管理。有些人擔心宗教人士入黨會改變黨的性質、讓宗教掌控了黨的組織領導,這種說法也太輕看了我們黨的執政能力、把我們黨想得太脆弱了,在此我們完全有必要展示我們黨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組織自信。在現實工作中,我們黨和政府對宗教的有效管理能力是不言而喻的。我們這種政治、社會意義上對宗教的關懷和包容,實質上會積極促進我國宗教界的愛黨愛國情懷,不至于使其愛心和向心變成“苦戀”、防止其希望變為失望。這種以理服人、以情動人是我黨統戰工作的精髓之一,更是我們今天在復雜的國內外社會環境中所特別需要的。這一問題雖然極為復雜,但至少可以對之加以冷靜考慮、認真分析。

       

      在無神論的理解層面,第一,我們要認真、系統地閱讀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無神論的評價;第二,我們要客觀看到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由有神到無神、唯心到唯物觀點的轉變,故而不能將有神、無神,唯心、唯物之論截然分開,使其絕對化;當前科學的發展使我們對“心”與“物”、精神與物質都需要重新審視,中國科學界當前所展開的對“暗物質”的探索將開始研究物質的新篇章,而“心”、“精神”等物質性探討也早就開始。第三,在共產黨黨綱中是否要寫明堅持無神論之說;列寧的態度是:“不在自己的黨綱中宣布我們是無神論者”;“我們在我們的黨綱中沒有宣布而且也不應當宣布我們的無神論。”[9]這使我們對無神論應該有冷靜、恰當的定位。第四,我們應該如何展開對各種無神論的分析、評說;無神論涵括很廣,有原始、樸素無神論,有古代無神論,有法國戰斗無神論,有尼采的虛無主義無神論,有費爾巴哈唯物主義、人本主義無神論,有羅素等人的唯心主義無神論,還有后現代的無神論等;我們應該堅持、宣傳的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無神論,這才是科學無神論,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第五,則是無神論宣傳的理論性、學術性、說服力、實際效果的提高問題。有神、無神之論,其本質都涉及到“神”之“論”,有著其理解和解釋的必要,因而對無神論的系統研究當然也是宗教學的客觀、有機構成,所以不應該將無神論與宗教學截然分離。為此,不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無神論變成空洞的標簽或嚇人打人的口號,不應該輕率無視、否定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對宗教學的研究;與其對他人的研究指手畫腳、空洞批評,更應該拿出自己系統、扎實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思想、科學無神論研究的真正學術成果來(如南京大學的“中國無神論史論叢”等具體研究就特別值得提倡)“以理服人”。所以,我們必須弄清楚什么是“科學無神論”,必須提高無神論研究和宣傳的學術水平。

       

      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認知角度,可以揚棄中國宗教與我們執政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傳統分歧,因為我們都有著相同的社會存在,而且是在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領導下存在。縱令二者各有不同也可以展開對話,而不只是簡單對抗或對立;有神、無神乃認知層面而并非存在層面的問題;政治的此岸性與宗教的彼岸性各有其追求的不同層面,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有別而沒有必要相混或相等同。我們執政黨的先進性使之在引領群眾時也必須聯系群眾、扎根于群眾,故而不要人為地突出或強化其在意識形態、價值觀上與中國宗教的不同和分歧。我們推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決不能排斥信教群眾。今天的國際政治呈現出錯綜復雜的局面,傳統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其意識形態狀況也依其國情而各異;國際范圍經濟發展的相似性、政治經濟合作的密切和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構建,使彼此意識形態對話也有了更大的空間。因此,我們應把握對話的靈活性、掌握對話的主動性。宗教在相關意識形態對話上面應該是橋梁而不是死結,是我們在國際舞臺意識形態較量和文化比較上大有作為的文化軟實力和精神資源,我們不該有原本可巧用的軟實力而閑置廢棄,不可有資源卻不會用,而應以此來盤活全局、有新的開創。

       

      在認知意義上,宗教并不純為有神、信神的信仰觀念,而更是人們鮮活的生活,是人類“掌握世界”的“專有的方式”,關涉到對“整體”的“思維”[10];這種生活既有傳統的積淀,也有當今的體驗。而這種“掌握世界”的方式也是馬克思主義在認知思考上對宗教的理解和界定。因此,我們今天的首要任務已不再是對宗教的質疑和批判,而應是結合中國現代國情及世界現狀的分析、研究和評價、運用。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剛開始以唯物史觀研究宗教時就公開宣布,在資本主義的德國對宗教的批判已經結束,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則轉向了社會批判、政治批判和法的批判,即打倒剝削統治、推翻舊社會;而如果我們在一百多年后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中國仍要繼續堅持對宗教的否定和批判,則無疑否定了我們社會本身。社會結構和存在的變化需要我們與時俱進,今天對宗教的政治評價和意識形態評價應該與中國當下的社會實際有機結合,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應該是為了維護、建設我們的和諧社會,使我們的執政黨有盡可能多的朋友和同盟軍,而不是增加對立面,不是要引起分歧、矛盾和沖突,不是把自己搞亂。我們要盡全力讓我們的社會和諧、民眾團結、政治穩定,使社會減少張力、增強凝聚力。宗教和政治一樣肯定存有缺陷,在社會上也有其負面作用存在,宗教和哲學一樣在認識上也是有限的,有其迷信和落后的糟粕。但這些缺陷和有限并非宗教的全部,也不至于讓我們在人類認知的動態發展中僵化地看待宗教。所以,我們倡導對宗教的積極引導,就是使宗教不斷適應新的形勢而破除迷信、揚棄過去而與時俱進、勇于創新。宗教所珍視的真、善、美、圣是人類寶貴的精神遺產,我們今天仍需對之加以弘揚、發揚光大。意識到人類在發展進程中的有限性和不斷開拓性,持有一種開放和與時俱進的眼界,我們對宗教的客觀評價和積極引導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和現實的必要。

       

      總之,在當前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中國不可能不受外界的影響,中國也的確應該提高警惕。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正致力于推動世界和諧,帶動各國各族人民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此,究竟是激化矛盾還是化解沖突,這正考驗著我們黨和政府在國際舞臺上駕馭時局的政治智慧和在中國團結各族人民的執政能力。吸取當前國外因處理民族宗教問題不當而造成被動局面的教訓,我們必須謹慎、正確地處理好宗教問題,使宗教成為我國當前的正能量而不是制約因素,這就需要我們執政者及其頂層設計的睿智,需要我們應以包括宗教在內的有機整合體系來面對國際社會,走向世界發展。所以,我們黨和政府當前執政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穩定社會大局這一前提下,睿智地在政治、社會、思想、認識、文化各方面都把宗教納入我們自己的體系,使之成為我們社會構建、思想文化的有機組成。如果在這一關鍵時機能夠及時、自然地調整好我們社會的宗教關系,使宗教真正能與我們的社會建構和政治體制有機共構,那么我們的文化發展就有可能迎來一個長治久安、長期繁榮昌盛的理想時期,從而可以避免現今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所陷入的動亂和分裂,巧妙地躲過目前國際社會出現的危機和困境,避免其社會發展的低迷或惡化,由此實現我們中華民族的再次崛起和復興。基于這些考慮,我們必須練好內功、強健自我,而堅持積極引導宗教,團結并凝聚廣大信教群眾,努力促成宗教與中國當代社會主義社會的積極適應,則是我們在宗教問題上的正確之路,也是我們走向國家昌盛、實現民族團結、宗教和諧、社會穩定之唯一可行的途徑。

       

      (本文中有對作者近幾年論文、講演和著作中相關觀點的綜合運用、引述,特此說明,并請讀者諒解。)

       

      注釋:

       

      [1][2][3]習近平:《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年,第262262264頁。

      [4][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60261頁。

      [6]《列寧專題文集  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頁。

      [7]《列寧專題文集  論無產階級政黨》,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頁。

      [8]《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4頁。

      [9]《列寧專題文集  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222223頁。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來源:《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1期)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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