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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新平:科學宣傳無神論 保護宗教信仰自由   中國宗教學術網 2017年3月17日

      [內容提要]如何理解無神論和做好無神論宣傳,如何體現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和保護,對于當前我國對宗教的積極引導都至關重要。本文嘗試對這些基本問題加以闡述,包括論科學宣傳無神論、論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論科學宣傳無神論與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二者之辯證關系這三方面的內容,并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關于宗教信徒究竟能否入黨這一問題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加以論述。

       

      [關鍵詞]無神論宣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宗教信仰自由

       

      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召開以后,人們對于如何宣傳無神論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有了更多的關注。因此,如何學習和貫徹落實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精神,辯證、正確地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既有理論意義,更有現實需求。筆者認為,無神論宣傳主要涉及認識論方面的問題,需要對無神論加以全面透徹的闡述,而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則更多是從社會存在方面來考慮的,關涉我們黨的統戰理論和實踐以及中國和諧社會的構建。在此,筆者愿談談自己對二者關系問題的初步認識。

       

      一、論科學宣傳無神論

       

      在當前社會發展中,積極宣傳無神論是非常需要的,而且其加強有著現實意義。但這種宣傳應該科學、合理、有效,由此就涉及到如何科學宣傳無神論的問題。這種宣傳不能只是空洞地喊喊口號,或僅僅抽象地進行,而是要建立在對無神論深入、系統的研究基礎上,特別是要分清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與抽象所言無神論的區別,弄清楚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實質內容及理論發展;因此,必須對無神論加以科學宣傳,突出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宣傳,而不能將所有無神論都籠統等同于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科學宣傳無神論,應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我們必須大力宣傳的理應是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而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自然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重要構成,因此對二者的論述和應用需要有機關聯。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共產黨員要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嚴守黨章規定,堅定理想信念,牢記黨的宗旨,絕不能在宗教中尋找自己的價值和信念。這就意味著我們要認真宣傳的是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而我們共產黨員要做的也必須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這里,弄清楚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乃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基本原理當然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因為歷史上的無神論有多種蘊涵,并不完全都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相等同。所以,科學宣傳無神論主要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為此我們首先必須研究、把握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理論體系全貌,闡述其方法及特點,而不可以泛指的無神論代替馬克思主義無神論。馬克思在其理論體系中曾論及了無神論、共產主義、宗教以及它們與時代現實的關系:“正像無神論作為神的揚棄就是理論的人道主義的生成,而共產主義作為私有財產的揚棄就是要求歸還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財產,就是實踐的人道主義的生成一樣;或者說,無神論是以揚棄宗教作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義,共產主義則是以揚棄私有財產作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義。只有通過對這種中介的揚棄——但這種中介是一個必要的前提——積極地從自身開始的即積極的人道主義才能產生。”[1]這里明確指出了無神論與共產主義的不同功能及使命,闡述了其辯證關聯,而我們所言的科學無神論也只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最近,我們組織力量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無神論的理解及闡述進行了系統梳理和研讀,學習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西方歷史上各種無神論思潮及其思想家的分析、鑒別,收獲很大,感受很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談無神論時是與其闡述宗教問題有機關聯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體系有其豐富內容和具體指向,故此不可隨意將任何無神論觀點或宗教批評都稱為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對于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形成及發展,對其豐富蘊涵、深刻思想及其理論體系,我們將有專論加以探究論述。

       

      第二,我們對戰斗無神論等其他無神論只能批判性審視和吸納,而不是無條件地接受或推出。列寧曾說到無神論宣傳的必要,主張翻譯出版18世紀法國戰斗無神論的著作:“我們的宣傳也必須包括對無神論的宣傳;……我們現在必須遵從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國社會主義者提出的建議:翻譯和大量發行18世紀的法國啟蒙著作和無神論著作”。[2]宣傳介紹歷史上的無神論很有必要,不過,應該看到歷史上無神論的情況也頗為復雜,既有唯物主義的無神論,同樣也有唯心主義的無神論,無神論并不與唯物論天然等同;而無神論從其歷史發展演變來看也經歷了其早期的樸素無神論或原始無神論,歐洲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戰斗無神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無神論以及近現代以來虛無主義的無神論和存在主義的無神論等思潮。在宣傳介紹法國戰斗無神論時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其主要代表拉美特利、狄德羅、霍爾巴赫、愛爾維修等人都擁有天主教耶穌會教育背景,其思想亦有著資產階級的深深印痕。因此,不能把法國戰斗無神論及其隨后在歐洲其他國家出現的戰斗無神論簡單等同于科學無神論,戰斗無神論與科學無神論仍有明顯差別。對于無神論的歷史,要加強系統研究,也必須具有科學發展觀的審視和鑒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論述西方歷史上的許多思想家時,就敏銳地指出了他們在無神論與有神論之間的動搖和變換,說明了西方思想史在“神”論理解上的復雜性和交織性。所以,無神論也并非“絕對真理”、天然正確,對之同樣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事求是,切不可認為凡是講無神論的就自然等同于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對社會流行的各種無神論之學說要有科學的審視、借鑒、批判和揚棄。

       

      第三,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神論宣傳必須提高其理論水平,應對自己的無神論身份保持低調,因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不自稱無神論者。馬克思在論及無神論宣傳的方法時特別強調要提高理論層次,應站在哲學的高度來看問題,并說“如果真要談論哲學,那么最好少炫耀‘無神論’招牌(這看起來就像有些小孩向一切愿意聽他們講話的人保證自己不怕鬼怪一樣),而多向人民宣傳哲學的內容”[3]。因此,無神論宣傳必須提高理論水平,增添學術蘊涵,有理有節,把握好分寸,如果把反宗教的舉措和無神論宣傳搞得過度則會適得其反。恩格斯說,“在我們的時代唯一能替神幫點忙的事情,就是把無神論宣布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來超越俾斯麥的文化斗爭中的反教會法令。”[4]此外,馬克思主義還認為,無神論是與有神論、宗教相對應的,如果脫離后者,前者則毫無意義可言。這種矛盾的對立統一,形成其相輔相成的復雜關系。因此,科學宣傳無神論就必須對“神”觀念演變史加以深入研究,對“物”、“心”的本質有著透徹理解,以此方能進行有神、無神之辨,唯物、唯心之分。恩格斯指出,“至于無神論只是表示一種否定,這一點我們自己早在40年前駁斥哲學家們的時候就已經說過了,但是我們補充說,無神論單只是作為對宗教的否定,它始終要涉及宗教,沒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因此它本身還是一種宗教”[5]。所以說,完全拋開宗教的實際情況而奢談、空談無神論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本質。尤其在當代社會沒有宗教研究的雄厚積淀而抽象、空洞地談論無神論則意義不大。宗教學研究與無神論研究有機關聯,不可分割。實際上,對于人類宗教現象加以客觀、冷靜、科學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種學理性、深層面的無神論宣傳。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517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所論及的“要加快完善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中,就包括了宗教學這一重要學科。因此,科學宣傳無神論就必須系統研究好宗教學的方法和知識體系,根據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來對世界宗教現象有清晰而透徹的認知,了解把握好宗教存在的社會根源及時代背景,弄清楚人類宗教發展和無神論發展的歷史及規律,加大對自然科學史和哲學社會科學史的系統探究,并對其最新進展及發現積極跟進和及時把握,這些都是加強和擴大無神論宣傳的重要內容,尤其應該在我們黨內和涉及青少年的公共學校及其國民教育中大講特講;此外對宗教思想及神學教義也要加以必要的研究,形成對照和比較。科學宣傳無神論有其厚重的知識內容和系統的理論積淀,絕非簡單隨意之舉。有志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學者必須下苦功努力鉆研,系統學習,這樣才能有論有據,真正做到以史為鑒,以理服人。

       

      第四,科學宣傳無神論只能用“純粹的思想武器,而且僅僅是思想武器”,“用我們的書刊、我們的言論”來對宗教有神論展開批評,而且這種宣傳還必須服從黨的政治任務、社會主義發展的要求,掌握好尺度,把握好分寸。列寧雖然強調了向宗教的斗爭和無神論的宣傳,而且將之提到“是全黨的、全體無產階級的事情”的高度,卻也為之規定了一些底線:如“不在自己的黨綱中宣布我們是無神論者”;要求“反宗教斗爭服從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6]等,使無神論的宣傳與我們共產黨的政治任務相吻合,讓其作用能夠真正起效。革命導師在宣傳無神論上的這種把握非常睿智,今天仍然值得我們注意和深思。在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神論的思考中,有著通盤而周全的衡量,而絕沒有簡單行事的魯莽。所以,我們在新的形勢下有效開展無神論宣傳,就必須科學進行,要加強對無神論本身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弄清其基本內容,有知識蘊涵且要使之符合我黨構建中國和諧社會的新任務的需求。

       

      二、論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們的最基本國策之一,而且,對這種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及保護也是人類文明發展所達到的共識和其重要成果之一。我們在認識論上承認有神、無神的差異之后,在社會存在層面強調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就更有其獨特意義。這是因為消除認識論上的差異是一個漫長、復雜的過程,需要有足夠的耐心;而在現實社會中尊重、團結廣大信教群眾來參與、完成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則有著當下感、緊迫感,是我們在社會政治上的現實任務、當務之急。

       

      第一,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保護。《憲法》第2章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第3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其第36條則進一步明確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7]《憲法》允許公民完全可以自由地選擇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選擇信仰某一種宗教或者改宗,這些選擇都是平等的,宗教信徒不應該因這種選擇而招致社會的歧視。根據《憲法》精神,宗教理應在我們的社會中脫敏;如果公民僅僅因為信仰宗教而受到歧視或指責,是不符合我們的《憲法》精神的。

       

      第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就應該支持各宗教合理合法地保持其基本信仰、核心教義和禮儀制度,同時鼓勵宗教深入挖掘其教義教規中有利于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推動宗教革新和與時俱進,對教規教義做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這是最近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精神所特別強調的。宗教發展本身就經歷了不斷改革、自我揚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歷史過程,由此有著剔除糟粕、發揚精華的動態變化。在宗教與世界歷史發展的復雜交織中,我們應該承認宗教也蘊含著人類文明的許多積極因素,意識到這些積極因素可以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我們的主流意識相協調、達吻合。

       

      第三,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就必須意識到宗教工作的本質是群眾工作,我們必須做好這一群眾工作。這是我黨統戰工作核心意義的具體體現,也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團結廣大群眾,使我們的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這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指出,同宗教界結成統一戰線,是我們黨處理宗教問題的鮮明特色和政治優勢。所以對待宗教要堅持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做到多接觸、多談心、多幫助,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通過解決實際困難來吸引人、團結人。

       

      第四,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也要求宗教信仰者遵紀守法,愛國愛教,看到其作為社會存在及社會組織而與其他社會團體有著共同維系社會和諧穩定的責任,因而必須自覺維護社會秩序,使其教規教法堅決服從國法政紀。所以,宗教信仰自由就涵括了宗教信仰個體及其團體對社會的義務及職責。過去列寧把宗教團體理解為“應當是完全自由的、與政權無關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聯合體”,[8]而這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精神對之有著更高的要求,也使其與黨和政府的關系更近、更密切,這就是認為宗教團體是黨和政府團結、聯系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的橋梁和紐帶。這說明信教群眾與我們的共同點要遠遠大于其不同處,其共識要遠遠大于其分歧,由此黨和政府強調要為宗教團體及信教群眾開展工作提供必要支持和幫助。而我們的宗教工作及研究則應該積極促進這一紐帶的聯結作用,保障這一橋梁的暢通無阻。

       

      三、論科學宣傳無神論與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二者之辯證關系

       

      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認為無神論宣傳主要基于思想認識層面,基于世界觀的轉變,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應該采取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方式,而且這還不是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因為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關注乃在于社會政治層面,正如列寧所言,“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應當因此而‘從理性出發’,離開階級斗爭抽象地、唯心地來提宗教問題”,而必須在現實社會政治層面注意團結廣大信教群眾參與改造世界的社會主義使命,“如果無產階級本身的反對資本主義黑暗勢力的斗爭沒有啟發無產階級,那么任何書本、任何說教都是無濟于事的。在我們看來,被壓迫階級為創立人間的天堂而進行的這種真正革命斗爭的一致,要比無產者對虛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為重要”。[9]顯然,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政治需要是首選,為此就必須積極引導宗教,團結廣大信教群眾在社會政治上參與社會主義事業,而盡量擱置在思想認識上的分歧,求同存異,團結合作。列寧說,“因此,我們在我們的黨綱中沒有宣布而且也不應當宣布我們的無神論。因此,我們沒有禁止而且也不應當禁止那些還保存著某些舊偏見殘余的無產者靠近我們黨。”宣傳科學的世界觀和無神論“決不是說,應當把宗教問題提到它不應有的首要地位”,“而分散真正革命斗爭的、經濟斗爭的和政治斗爭的力量”;所以列寧堅決反對“煽起宗教仇視,把群眾的注意力吸引到這方面來”,從而使群眾“不去關心真正重要的和根本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列寧在此還讓大家警惕,“決不要挑起無關緊要的意見分歧”。[10]

       

      正是出于這種考慮,列寧專門論及了共產黨與宗教徒的關系問題。有人說國內學術界的宗教學者“提出”“宗教徒可以入黨”之說,其實這是列寧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來的,而且是周恩來總理半個多世紀前又重新肯定的,絕非學者首倡。有人認為這“行不通”,但列寧、周總理都明確表示這在一定(特殊)情況下可以行得通。列寧不止一次地說過“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們的黨”;[11]并且要求他們遵守黨綱,而其宗教信仰也應得到尊重。列寧在《社會主義和宗教》中已經論及,“我們沒有禁止而且也不應當禁止那些還保存著某些舊偏見殘余的無產者靠近我們黨。”[12]而在《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中,列寧則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不能一成不變地在任何情況下都宣布說司祭不能成為社會民主黨黨員,但是也不能一成不變地提出相反的規定。”[13]在相關條件和特殊情況下,列寧對之則說得非常明確:“如果有一個司祭愿意到我們這里來共同進行政治工作,真心誠意地完成黨的工作,不反對黨綱,那我們就可以吸收他加入社會民主黨,因為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黨綱的精神和基本原則同這個司祭的宗教信念的矛盾,也許只是關系到他一個人的矛盾,只是他個人的矛盾,而一個政治組織要用考試的方法來檢驗自己成員所持的觀點是否同黨綱矛盾,那是辦不到的。”[14]允許信徒入黨的原則是要服從黨綱,使之受到黨綱精神的教育,為黨的事業服務和奉獻,而不允許其在黨內傳教。列寧在此對這一原則也說得很清楚:“我們不僅應當容許,而且應當特別注意吸收所有信仰上帝的工人加入社會民主黨,我們當然反對任何侮辱他們宗教信念的行為”,“我們吸收他們是要用我們黨綱的精神來教育他們,而不是要他們來積極反對黨綱”。[15]所以說,允許信徒入黨就是讓其堅決擁護黨綱,參加黨的社會政治使命及任務,而其宗教信念則可以但也只能在私自范圍內相對保留,并在黨綱精神的教育下逐漸得到改變。根據列寧的這些論述和原則,宗教信徒入黨至少在一定情況下是行得通的,對之不能絕對說不。

       

      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和相關理論文章明確宣稱,共產黨員不能信教,必須與宗教在思想意識上劃清界線。但有人認為“黨員信教”與“宗教信徒入黨”是“同一回事”,其實二者是不可等同的,因為“黨員信教”是走向宗教世界觀,而“宗教徒入黨”卻是走向共產主義世界觀,是在政治信仰上表示出心向共產黨的意向及選擇,故此二者方向不同、理想迥異,毫無邏輯等同關系可言。有人認為宗教徒入黨這在前蘇聯或許可以,但在中國卻“行不通”。但事實是,毛主席早在紅軍革命時期就發展了基督徒、福音醫院院長傅連璋入黨,指出基督徒成為共產黨員很有教育意義、很有說服力;抗戰時期穆斯林參加革命、組織回民支隊抗日,并沒有放棄其伊斯蘭信仰,而其領袖馬本齋亦于1938年入黨;而解放戰爭時期佛教徒、有密宗金剛上師之位的吳立民也在湖南解放前夕入黨,并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貢獻,解放后曾長期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副部長一職。此外,基督教牧師董健吾、馮玉祥將軍的隨軍牧師浦化人也都是在1927年前后被共產黨所吸引而入黨,投身革命事業的,他們的宗教徒身份當時也沒有放棄,卻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董健吾約在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并沒有放棄其牧師身份,此后曾在上海幫助撫養毛主席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并于1936年協助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到延安采訪毛主席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斯諾所寫《紅星照耀中國》第一次非常正面、積極地將中國共產黨介紹到西方世界。浦化人于1927年入黨后積極參加黨的統戰工作,以其特殊身份吸引基督徒參加到黨的統一戰線中來。有信徒身份而參加革命并且后來入黨的還包括許世友、包爾漢等人,這些事實充分表明了我黨吸收黨員對政治標準的首選和對宗教界積極靠攏我黨人士的開放態度。對于1949年之前宗教信徒加入共產黨的事實,中外學者都有相關研究,也有許多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和文章,如國際上研究中國共產黨史的著名學者斯特拉納汗(Patricia Stranahan)就曾在她的專著《地下:上海共產黨及其生存政治,1927-1937[16]之中論及相關情況。

       

      而在建國初期,周恩來總理也曾明確指出,“有些政策要結合少數民族地區的特點加以貫徹,不能拿一個政策來解決所有的問題。如維吾爾族人,覺得共產黨好,有的要求加入共產黨,但他的宗教信仰一時又不愿放棄,我們便可以允許他加入,在政治上鼓勵他進步,在思想上幫助他改造,否則會影響他前進。照顧少數民族地區的特點,并不是失掉立場,對少數民族,首先要在政治上使他們求得解放,然后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再幫助他們發展,穩步前進。”[17]當然,這種做法后來得到調整,在1982年中共中央《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的文件中則已明確規定:“共產黨員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參加宗教活動,長期堅持不改的要勸其退黨。”但這一文件也同時指出:“在那些基本上是全民信教的少數民族當中,這項規定的執行,需要按照實際情況,采取適當步驟,不宜簡單從事。”“必須看到,這類少數民族中的共產黨員,還有相當一部分人雖然忠實執行黨的路線,積極為黨工作,服從黨的紀律,但還不能完全擺脫宗教影響。對這一部分同志,各級黨組織不應當簡單地加以拋棄,而應當在充分發揮他們的政治積極性的同時,進行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幫助他們逐步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逐步擺脫宗教思想的束縛。”[18]文件還規定“在新發展黨員時,必須注意嚴格掌握,凡屬篤信宗教和有濃厚宗教感情的,不勉強吸收”。這里是說吸收黨員時要嚴格把關,要等條件成熟,而“不勉強吸收”也不等于就完全不能吸收。由此可見,我們黨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既有嚴格的原則性,也有相應的靈活性,主張符合實際的“隨順”,并沒有絕對的“行不通”。

       

      “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對宗教信徒能否入黨這一問題,不僅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明確、肯定的回答,而且有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肯定性論述及實踐。最近看了紀念紅軍長征的電視紀錄片《長征》,其中有“民心所歸”專集談到在我黨民族宗教政策和統一戰線實踐的感染下有藏傳佛教的小喇嘛桑吉悅希參軍入黨,后被毛主席取名為“天寶”,有在與朱德九次見面談話后成為紅軍和共產黨忠誠朋友的格達活佛,他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保護上百名紅軍傷病員,并為西藏的解放獻出了寶貴生命,有回民穆斯林集體參加紅軍、肖福禎阿訇擔任綏靖回民蘇維埃政府主席,而這些回民紅軍大多英勇犧牲等感人事跡。而著名宗教領袖趙樸初、丁光訓、傅鐵山等也是與我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長期合作的親密朋友,他們積極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受到我黨的尊重、信教群眾的擁戴,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共產黨員作為先進分子和社會精英是社會群體中的極少數人,這對于宗教信徒入黨而言也是同樣道理,而且人數會更少;雖然宗教信徒入黨屬于特殊情況,但這種情況過去有、現在依然也還存在。這屬于中國共產黨的大統戰手筆、大智慧展現。因此,我們應該學習革命導師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睿智,發揚這種能使“民心所歸”的革命優秀傳統,看到宗教界確有緊跟共產黨、全力參加革命的領袖及精英人士,對其積極引導和精神信仰上的轉化需要獨特的思考、耐心和策略,并應繼續團結吸引廣大宗教信徒在社會政治上心向共產黨、投身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特別是今天對具有2億人數這一巨大信教群體也不能絕對關閉黨的大門,而需做積極引導和轉化工作。

       

      上述情況充分說明了宗教與無產階級政黨關系的復雜性,我們不可將之簡單化。筆者根據列寧的相關闡述和周總理的相同說法以及我黨統戰工作中的歷史事實,對特殊情況下宗教信徒可以入黨作了事實陳述,在《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1期發表的論文中比較謹慎地談到在這種特殊情況下部分宗教領袖和精英人士可以入黨的問題,并說明這些人入黨以堅決服從黨綱為前提,而且也明確表示黨員不能信教這一原則立場。但沒想到這本來就是事實的陳述卻遭到強烈批評,導致了復雜爭論。其實,列寧、周總理對之已經說得非常清楚,而按照歷史邏輯只要筆者上述舉例中有一例屬實,則筆者的說法就沒有違背任何原則的問題;對此如果持反對意見,那么反對者應該再仔細研讀、品味列寧、周總理的相關說法,應該深入、系統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相關內容,應該向我黨組織、統戰和宗教工作部門調研和咨詢宗教領袖和精英人士的相關情況;這一問題可以心平氣和地在學術層面展開研討、商榷,而沒有必要將此曲解引申為所謂主張黨員信教的問題,更沒有必要對這種學術討論興師問罪、上綱上線,在公眾媒體上爭論炒熱。共產黨員應該實事求是、尊重事實,嚴肅的學者在堅持真理上也應該士志于道、寵辱不驚。實際上,應該完全結束這種爭論;因為這種情況沒有也不會普泛化,但作為特殊情況確實存在。如果有人根據中國現實發展在今天不再同意列寧和周總理的上述觀點,對我黨以往統戰工作中的相關實踐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向黨的有關部門建言獻策,提出調整方案。而在當下現實社會政治中是否以及如何調整相關政策,我們黨當然需要多做調研、深思熟慮、實事求是、慎之又慎。對于黨組織在這一問題上任何新的調整和規定,我們都絕對服從和擁護。

       

      對于共產黨與宗教的關系,除了有必要在理論上將之說透、厘清之外,也還要注意在實踐中如何最大化地團結群眾、最有利于共產黨當下之首要任務的順利完成,而為了確保其真正實現,我們則必須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應該說,對在當前社會現實中如何處理好這一問題,至少是可以在理論及學術層面上進行討論探索的;習近平總書記在最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還處于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的狀況,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現在是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19]對此,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感到非常慚愧,但要根本改變這種不利局面,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學者必須“崇尚‘士以弘道’的價值追求,”“營造風清氣正、互學互鑒、積極向上的學術生態。”“要堅持和發揚學術民主,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不同風格學派相互切磋、平等討論。要正確區分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不要把一般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也不要把政治問題當作一般的學術問題”,而“領導干部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哲學社會科學,尊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研究成果”。[20]對于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講話精神,我們學者和領導干部都應該認真體會、共同勉勵。應該說,在今天團結廣大信教群眾擁護共產黨領導、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一社會政治要求仍然是首位的,也是應該及時解決的任務,而思想認識的改變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應該有必要、甚至足夠的耐心,逐漸達到滴水穿石、鐵杵成針的最終效果。中華文化的一大優良傳統就是善于辯證地圓融整合,多元共聚,形成和諧共在的發展運勢,而不是凸顯二元分殊、對立沖突。應優先考慮社會政治實際需求,以我黨統一戰線理論來求同存異,凝聚力量,相互尊重,團結合作,而對宗教思想認知上的分歧則應該留有更長的時間,通過教育、對話、說理、溝通來逐漸解決,爭取積極轉化、自覺自愿、口服心服,實現精神層面的揚棄升華、聚同化異。在中國改革開放、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形勢下,我國宗教與共產黨的關系應該是靠得更近,而不是比以往更為疏遠,我們對宗教人士在政治上追求共產主義信仰、自覺向我黨靠攏應該充分肯定、積極引導。所以這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精神才特別強調我黨積極引導宗教關鍵是要在“導”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準,做到“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動權。

       

      無論是科學宣傳無神論,還是全力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要最大限度地把廣大信教和不信教群眾團結起來,特別是要緊緊拉住信教群眾與我黨保持一致。宗教不僅是一種思想認識和精神信仰,也是一種社會政治存在和文化習俗生活,而在當下應突出關注和妥善解決的首先是后者。我們在新形勢下要努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為此,我們就要引導信教群眾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維護祖國統一,維護中華民族大團結,服從服務于國家最高利益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要讓信教群眾自覺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引導信教群眾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文化,努力把宗教教義同中華文化相融合;要號召信教群眾遵守國家法律法規,自覺接受國家依法管理,并積極投身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6-217頁。

      [2][8][9][10][12]《列寧專題文集  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222220222223223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5頁。

      [6][13][15]《列寧專題文集  論無產階級政黨》,第180177178頁。

      [7]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2013年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頁。

      [11]《列寧專題文集  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221-222頁。

      [14]《列寧專題文集  論無產階級政黨》,第177-178頁。

      [16]Patricia StranahanUnderground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1927-1937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1998.

      [17]《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4頁。

      [18]引自中央黨校民族宗教理論室編《新時期民族宗教工作宣傳手冊》,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340-341頁。

      [19]引自中央宣傳部主管、《黨建》雜志社主辦《學習活頁文選》2016年第41期,第105127頁。

      [20]同上,第127126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中國宗教學會會長,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常務理事及民族宗教理論甘肅研究基地研究員)

      (來源:《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1期)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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