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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淼:宗教因素對維吾爾族流動人口之影響的研究綜述*   2017年8月17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維吾爾”是維吾爾族的維吾爾語自稱,意為“聯合”。維吾爾族主要聚居在新疆天山以南的阿克蘇、喀什、和田地區,其余散居在天山以北的烏魯木齊、伊犁等地,少量居住在湖南桃源、常德以及河南南陽、長葛等地。截止201412月,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為1127.19萬人,占新疆總人口的48.53%,人口比例位居全疆第一。

       

      隨著我國改革的不斷推進,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為擺脫封閉和貧困,開始逐步走出農村和牧區,進入城市,“流動人口”這一概念也應運而生。

       

      “流動人口”一般是指在一定時期(通常指一年)內不改變自身戶籍狀況,并且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在另一行政區域暫住寄居或臨時外出的人口。[1]據統計:2014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為1091019人,占全疆流動人口總數的19.59%[2]維吾爾族有著自己獨特的語言、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和民族心理,是我國流動人口中較為特殊的一個群體,該群體早已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

       

      1993年,任一飛[3]等人就對北京的“新疆村”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了海淀區甘家口和魏公村維吾爾族“村莊”的形成與發展。除此之外,王漢生、楊圣敏[4]也對北京“新疆村”(魏公村)里的11家維吾爾族餐館打工人員的基本情況、職業經歷、經營和生活情況以及社會關系網絡進行了全面的了解,為后人研究在京的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奠定了基礎。

       

      目前,有關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動原因、影響流動的因素、適應與融入、就業等方面,但對于維吾爾族流動人口而言,影響其流動、適應、融入和就業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宗教因素。本文旨在重點梳理這一因素對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影響。

       

      一、維吾爾族流動人口流動原因中的宗教因素

       

      有關流動人口流動的原因,人口學中最重要的遷移理論是“推拉理論”。該理論認為,人口流動的目的是為了改善生活條件,流入地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條件的因素是拉力,而流出地不利于生活條件的就是推力,人口流動就由這兩股力量前拉后推所決定。而李(E.S.Lee)在“推拉理論”上又補充了第三個因素:即中間障礙因素。中間障礙因素包括距離遠近、物質障礙、語言文化的差異以及移民本人對于以上這些因素的價值判斷。他認為:人口流動是這三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其次是期望理論。1954年劉易斯(W.A.Lewis)最早提出了發展中國家人口流動的二元部門模式(dualsector model),即發展中國家一般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是現代工業部門擴張,而農業部門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勞動力資源和資本積累,從而帶來人口流動。但這兩種模式最遭人詬病的就是無視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大量的城市失業問題,1970年托達羅(M.P.Todaro)將模型建立在城市失業的基礎上,認為預期收入是城鄉人口遷移的決定因素。[5]

       

      還有“投資-收益”理論,斯達科采用西奧多·W·舒爾茨(T.W.Schultz)在《人力資本投資》中的觀點,把“個人和家庭進行流動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就業機會”看作人力資本投資的五個主要方面之一。[6]斯達科用這種觀點來解釋人口流動的原因,他指出:人們流動時的花費是投資的成本,流動后的所得則是收益。因此,對流動行為的決策取決于流入地的平均收入是否超過流出地的平均收入加上流動過程中的其他支出,前者超過后者則選擇流動,否則就不流動。[7]明塞爾(Jacob Mincer1974)和貝克爾(Gary Becker1975)等人還研究了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理論把人口遷移看成一個投資的選擇,并根據個人的技術水平,每個人能夠估計出自己在包括自己所在地區在內的各地區的預期價值。如果在一個潛在的遷入地區扣除遷移成本的預期凈回報大于在原居住地的收入時,遷移就可能發生。[8]

       

      國內學者馬戎認為:人口遷移一般會向自己所屬族群人口較多、聚居程度較高的地點轉移以求得族群和文化歸屬感和語言習俗方面的便利。[9]馬戎的這一觀點在周夢蝶等人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證。

       

      周夢蝶[10]對蘭州市某菜市場賣馕人庫爾班家進行了參與式觀察,得出以下結論:蘭州市之所以會成為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入地,是因為這里除了有較多的就業機會和較高的經濟收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民族宗教因素,即:龐大的穆斯林群體能拉近維吾爾族和蘭州市的心理距離。另外,蘭州市的清真寺、拱北較多,流動到蘭州市的維吾爾族人,他們以往在流出地的宗教生活基本不會受到影響,這是維吾爾族流動人口愿意流動到蘭州市的主要原因。

       

      而張亞輝[11]等人也對北京市的維吾爾族流動人口流動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其流動的原因與蘭州市的結果截然不同。北京市的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因受到工作及生活等方面的限制,他們每天的宗教功課及每周五的聚禮都會大大減少,每星期只能做一次禮拜的比例僅為19.2%,平時只能自己閱讀《古蘭經》或在住處做禮拜。可見北京市的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宗教生活較以往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做禮拜的頻次明顯減少,但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在京的維吾爾族流動人口仍認為:北京有較好、較自由的信教環境,這是他們愿意流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城市適應中的宗教因素

       

      城市適應一直都是流動人口研究的熱點問題。例如:帕提古麗[12]、樸善鏡[13]分別從文化適應的角度對蘭州、烏魯木齊市的維吾爾族流動人口進行了研究,認為影響其城市適應的主要因素是語言和文化。

       

      隨著城市工作時間和生活空間的限制,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宗教生活也發生變化。宗教信仰對于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來說,已完全滲透到其制度、社會、物質、精神文化的各個層面,就連他們生活中的飲食、服飾、喪葬等也打上了宗教的烙印,所以其宗教信仰都面臨著一個如何與城市生活、工作時間調適的問題。

       

      哈尼克孜·吐拉克[14]對武漢市的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宗教適應情況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在武漢市的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因各種原因無法做到每天五次禮拜,但是每周五他們無論如何都會去附近的清真寺參加聚禮。從以上研究結果可以看出: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在城市中會努力克服一些困難,堅持自己的宗教生活。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宗教適應還是一個堅持與變通的過程。在流動的過程中,他們會相應對宗教信仰中某些不重要的內容做出改變,但不會完全摒棄。這一觀點與阿布都熱西提·基力力的研究結果一致。

       

      阿布都熱西提·基力力[15]和邢劍鴻[16]兩人分別對政府組織的維吾爾族務工人員的生活適應情況進行了調查,結果均發現:流動到京、津兩地的維吾爾族務工人員,隨著對城市生活的適應,他們已放棄了原來帶有宗教、民族特色的服飾和著裝,日趨時尚;他們傳統的婚姻、戀愛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開始追求自由戀愛;少部分務工者的人生觀念、價值觀念也在發生變化,而且還有越來越多的農村女性突破了原有宗教思想的禁錮,認識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改變命運,才有自己的價值和尊嚴。另外,維吾爾族務工人員因受環境所限,原來的一天五次禮拜也有所減少或是變通,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在宗教信仰適應上有世俗化的趨勢。

       

      除了以上研究外,還有一些其他研究結果。如:高向東[17]就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宗教生活對城市適應的影響做了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回歸系數為-0.014,說明在流入地過宗教生活的比不過宗教生活的城市適應度要低0.014分,然而這種差異并未達到顯著,說明宗教生活并未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城市適應度產生顯著影響。

       

      三、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城市融入中的宗教因素

       

      哈尼克孜·吐拉克[18]、賽牙熱·依馬木[19]、于瀧[20]、古麗妮尕爾·居來提[21]、甘秀文[22]等人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融入情況進行了研究,他們普遍認為在城市融入中,經濟、制度、文化和心理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除了上述因素外,維吾爾族獨有的風俗習慣、清真飲食的局限性以及宗教生活與工作時間之間的矛盾,也會阻礙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

       

      李光明[23]等人通過描述統計分析了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情況,結果表明:在新疆疆內各城市務工的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因疆內各城市都有相當數量的清真寺,這些清真寺可以滿足他們的宗教需求,所以這個因素并不會影響疆內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但在疆外的城市,清真寺的數量、漢語言交流和清真飲食均會影響他們的城市融入。

       

      另外,王振卯[24]通過定量化的模型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要影響變量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影響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因素是多元的,影響其融入的主要因素有宗教活動和流入地信教群眾對宗教的態度。其中是否認同本地宗教,對其社會融入影響最大。該結果表明:認為流入地宗教與流出地宗教沒有區別的群體,其融合程度要好于其他群體。

       

      四、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就業問題中的宗教因素

       

      阿布都外力·依米提[25]基于烏魯木齊市和西安市的研究認為: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在流動初期,因語言受限,他們只會使用本民族語言,這就大大限制并減少了與當地漢族居民接觸和交流的機會,甚至有時還會造成一定的隔閡和誤解。除此之外,維吾爾族在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方面也與大部分漢族人有較大的差異,如:在信仰上,他們信仰伊斯蘭教;在宗教活動方面,他們需要清真寺;在飲食上,他們需要清真食品;在葬俗上,他們需要專門的土葬墓地,然而這些差異都會影響他們在流入地的就業。

       

      張亞輝[26]等人對在京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就業情況也做了調查,結果發現:受教育年限短、漢語水平差以及社會上一些人對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存在的偏見等原因,也使維吾爾族流動人口面臨著無法突破的就業困境。

       

      蔣志輝等人[27]對新疆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跨省轉移的制約性因素以及李光明等人[28]對維吾爾族不愿外出打工、愿意固守家園的原因進行了研究,其結果除了維吾爾族農民的就業意識和就業觀念落后、“等、靠、要”思想嚴重、風俗習慣和生活習慣存在差異等因素是影響其就業的關鍵制約因素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制約因素是宗教信仰因素,其理由如下:一是大部分維吾爾族農村勞動力信仰伊斯蘭教,宗教的心理慰藉作用使得他們甘于忍受貧窮與落后,改善生存狀態的訴求不強;二是宗教活動有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認同感的作用,他們一但離開家鄉,離開熟人社會,孤獨和不適感就會深深的困擾著他們,這種巨大的拉力會嚴重阻礙他們外出務工。

       

      李光明[29]利用結構模型“對清真飲食和宗教活動能否按時參加越在意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意愿越差”進行了驗證,結論如下:一是能克服清真飲食習慣的農村勞動力更傾向于外出務工,對是否能吃到絕對清真食物很在意的勞動力傾向于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二是越在意能否按時參加宗教活動的農民越不愿意外出務工。

       

      阿依努爾·艾尼瓦爾[30]對莎車縣農村富余勞動力異地就業情況也進行了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在內地務工的少數民族員工,其宗教信仰面臨著一個如何與內地的都市生活適應、如何與企業作息時間調適的問題。在調適的過程中,她們會有選擇性的保留與自己現實生活關系密切的宗教信仰禮儀。這些變化充分的反映宗教信仰與自然環境、宗教信仰與社會環境、宗教信仰與人文環境的適應過程。這也充分的反映了有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員工對現世幸福生活向往和追求的同時也必須接受市場經濟的強勢和多元文化的挑戰,在內因與外因的相互作用下,也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宗教乃至在不同程度上調適自己已有的宗教觀念。

       

      除此之外,還有學者專門就宗教因素對維吾爾族女性外出務工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如:哈尼克孜·吐拉克[31]認為造成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外出務工性別比例失調的原因是:除了女性受到身體條件的限制外,最主要的還是宗教和文化習俗的影響;蔣志輝[32]對這一原因也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認為:伊斯蘭教在肯定男女平等的前提下,更強調和注重婦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女性應更多的操持家務。另外,在伊斯蘭教中對婦女的舉止行為也有嚴格的限定,如不準隨意外出或與異性交往等,這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婦女外出務工。

       

      五、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獲得社會支持中的宗教因素

       

      社會支持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國內學者閆菲等人[33]將社會支持劃分為四個維度,即物質支持、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社會交往支持;朱宏偉[34]等人又根據提供社會支持渠道的不同,將社會支持劃分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正式支持包括政府、事業單位、社區、企業等提供的支持,非正式支持包括出于血緣關系、地緣關系、業緣關系等其他私人關系提供的幫助和支持。

       

      張靜[35]對蘭州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支持狀況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支持主要是以血緣、地緣關系為紐帶的非正式社會支持,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支持系統趨同性強、異質性低,支持成員具有高度的同質性。

       

      尤佳[36]認為以清真寺為核心的宗教場所,既是穆斯林的宗教活動中心,也是流動的過程中,既把清真寺當成“家”,又把它當成交友、獲得重要信息、擴大社會關系網絡的一個重要的社交場所,在清真寺既獲得了精神上、心理上的支持,又建立了一定的社會支持體系。

       

      在阿不都艾尼[37]的研究結果中還發現:清真寺在維吾爾族流動人口中還具有凝聚鄉情、凝聚民族感情的作用;除此之外,對于維吾爾族流動攤販而言,清真寺還具有一定的庇護作用。

       

      綜上可見,宗教因素對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流動、城市適應、城市融入、就業、獲得一定的社會支持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現有研究中強調這種影響更多的是限制性的、消極的,對宗教因素在維吾爾族流動人口流動過程中的積極影響作用研究較少,另外有關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在流動過程中宗教生活的變化對其宗教心理、民族關系的影響等方面的研究略顯不足,將來可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該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5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成果,2015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疆區內流動維吾爾族穆斯林研究”(15BZJ028)階段性成果。

       

      注釋:

       

      [1]陳岱孫:《中國經濟百科全書》,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第1655頁。

      [2]楊莉莉、李榮輝:《新疆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現狀分析》,《法制與社會》2015年第8期,第207-211頁。

      [3]任一飛、雅森·吾守爾、趙明鳴、阿西木、李彬:《北京“新疆村”調查》,《城市發展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16頁。

      [4]《大城市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聚居區的形成與演變——北京新疆村調查之二》,《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第6-16頁。

      [5]馬穎、朱紅艷:《發展經濟學人口流動理論的新發展》,《國外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第11-18頁。

      [6]T.W.舒爾茨著,吳珠華等譯《人力資本投資》,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

      [7]李家偉、劉貴山:《當代西方人口遷移與流動的理論、模式和假說述評》,《新學術》2007年第5期,第83-85頁。

      [8]范力達:《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間人口遷移研究》,《人口學刊》2003年第3期,第21-24頁。

      [9]馬戎:《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38-339頁。

      [10]周夢蝶:《蘭州市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初探——基于賣馕人買買提的個案研究》,《商》2015年第23期,第75-76頁。

      [11][26]張亞輝、楊圣敏、湯文霞:《在京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生存狀況的調查與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第5-17頁。

      [12]帕提古麗:《蘭州市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的調查研究》,西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13]樸善鏡:《當代維吾爾女性流動人口城市適應研究——烏魯木齊市七個社區調查》,新疆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14][18][31]哈尼克孜·吐拉克:《維吾爾族流動人口內地城市融入研究——基于武漢市的調查》,《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第63-69頁。

      [15]阿布都熱西提·基力力:《維吾爾族農民工在京、津兩地生活適應的調查》,《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第63-68頁。

      [16]邢劍鴻:《內地維吾爾族農民工城市適應的思考——以伽師縣社會調查為例》,《黑龍江史志》2011年第20期,第82-84頁。

      [17]高向東、余運江、黃祖宏:《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城市適應研究——基于民族因素與制度因素比較》,《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第44-49頁。

      [19]賽牙熱·依馬木:《內地城市維吾爾族農民工生活質量及改善策略——基于武漢地區的調查》,《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11年第8期,第45-49頁。

      [20]于瀧:《維吾爾族流動人口社區帶入與社會排斥——以烏魯木齊市為例》,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21]古麗妮尕爾·居來提:《烏魯木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空間結構、社會分層及居留意愿研究》,新疆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22]甘文秀:《烏魯木齊維吾爾族流動人口文化融入調查研究》,新疆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23]李光明、鄧杰、孫明霞:《我國少數民族城市融入問題研究——以維吾爾族為例》,《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6年第11期,第78-84頁。

      [24]王振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影響因素研究——對江蘇省的實證分析》,《內蒙古社會科學》2010年第9期,第72-77頁。

      [25]阿布都外力·依米提:《制約少數民族農村勞動力流動因素的分析及其對策》,《黑龍江民族叢刊》2006年第5期,第64-69頁。

      [27][32]蔣志輝、何平平:《邊疆少數民族農村剩余勞動力跨省轉移的制約性因素與對策研究——以新疆維吾爾族為例》,《特區經濟》2011年第5期,第219-221頁。

      [28]李光明、潘明明:《新疆維吾爾族農民從“固守田園”到“外出務工”嬗變的理性分析》,《人口與發展》2015年第5期,第89-96頁。

      [29]李光明、馬雪鴻、潘明明:《維吾爾族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務工動因及障礙實證研究》,《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第118-124頁。

      [30]阿依努爾·艾尼瓦爾:《莎車縣農村富余勞動力異地就業調查研究》,《邊疆經濟與文化》2012年第1期,第15-19頁。

      [33]閆菲、陳岱云:《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社會支持狀況研究》,《山東經濟戰略研究》2011年第10期,第42-45頁。

      [34]朱宏偉、楊云云:《廣東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支持研究》,《廣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第74-78頁。

      [35]張靜:《蘭州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支持研究——基于H社區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實地研究》,西北師范大學2009年。

      [36]尤佳:《論流動穆斯林的宗教生活與城市社會適應:以東部沿海城市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4期,第78-85頁。

      [37]阿不都艾尼:《在京維吾爾族流動人口調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11年。

       

      (作者系新疆警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在讀博士生)

      (來源:《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2期)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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