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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祖祥:消解、交融與嬗變: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本土化實踐的動力與路徑分析*   2018年12月12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內容提要]少數民族基督教本土化是宗教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與云南少數民族傳統社會文化之間消解、交融的過程中,基督教用“自覺認同”意識的內化完成了本土化動力由外向內的轉化,并通過對傳統宗教信仰的“內在置換”、世俗文化的“表層融合”以及社會文化發展運作中的“技術調和”等多層次的互動,形成了新的社會文化類型。本土化的具體路徑是,基督教信仰逐漸代替傳統宗教信仰,世界觀和價值觀呈現民俗化的取向,并在“生活化”和“入世化”的策略下重新建構少數民族的社會結構,教會組織的本土發育又為基督教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載體。深析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本土化實踐的動力與路徑,對于實踐層面上規范、引領其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具有重要意義。

       

      [主題詞]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本土化;文化融合

       

      前言

       

      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精神,為深入研究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宗教文化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基督教作為外來宗教傳入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后,經過100多年的消解、交融與嬗變,已經在部分地區形成新的基督教文化區。當前基督教在民族地區的本土化進程已到了非常關鍵的轉型時期,其發展的趨勢非常值得關注和重視,也需從基督教本土化實踐的動力與路徑進行理論闡釋,以利于在實踐層面上正確地規范和引導其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本土化實踐與當地少數民族傳統宗教和文化互動的過程是一個縱向的歷史過程,同時又在橫向區域內表現出不同的區域性、民族性特點。兩種不同文化體系的相遇涉及的文化互動是文化變遷的一個重要原因。一般學界已有的關于文化互動的成果,都意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民族密切接觸時所發生的文化交互作用的過程。然而,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基督教與民族文化的接觸、碰撞和交互作用,并非是一個對等的、由兩個相鄰民族文化之間作用與反饋的過程,而是近代由西方傳教士在不平等條約的支持下強制性傳入的異質文化,隨時代發展變化逐漸轉為內部復蘇、主動消化和文化重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發生的主要階段,是基督教已經存在于云南少數民族內部后,經由本民族的教牧人員及廣大信眾調適基督教與文化傳統之間的關系,不斷解決互動過程中出現的文化排斥與整合的各種問題,努力保持協調性和平衡性的一個動態過程。民族文化的發展及與基督教碰撞所導致的文化發展轉向,是一個多維性的文化發展機制,民族文化對基督教的接收和逐漸消化,以及基督教改變自身以適應民族社會文化的發展需要,雙方的交融是一條不斷發展、變化的鏈條,展現了宗教的存在必須要與民族社會文化的發展相適應的基本規律。

       

      云南各民族傳統文化以原初的形態與基督教相遇之前,并非是在隔離狀態下一直發展的獨立文化,而是先后受到了同樣是外來文化的南傳佛教、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儒家、道教等多種宗教文化的碰撞、沖擊,尤其是南傳佛教和漢傳佛教對各民族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入,拉祜族、佤族和景頗族中有不少群眾放棄原始宗教改信了南傳佛教,局部地區的部分拉祜族和佤族還皈依了漢傳佛教。在這樣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呈現在最初到來的基督教傳教士面前的,并非是純粹、統一的民族文化,而是多民族雜居、文化傳統相互交融,同時各民族基本保持其歷史文化傳統的博雜格局。在各民族文化傳統的交互并存狀態中,文化互動關系早已成為一種常態,而且彼此之間都是以多神信仰為核心的文化相互對應,文化的交融并不以宗教信仰的徹底取代和排斥為手段。而基督教傳入的最大不同,恰好是以對傳統宗教信仰的取締和置換為基本路徑,不斷消解少數民族傳統宗教,同時又通過社會、文化各個領域的逐步融合、滲透,從而使云南少數民族信教群體在社會中出現文化嬗變。因此,基督教文化體系在與各民族傳統文化體系碰撞和交融的過程中,在堅守其信仰的上帝唯一性和神圣性的基礎上,表層文化因文化整合而出現很大的變異現象,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經互動、融合產生了新的文化模式。探討這種模式的原動力,反思多重動力如何交互作用、相互轉化,并最終如何影響各民族文化的發展方向,成為重要的現實議題。特別是剖析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本土化過程中的動力和層次,預測宗教與民族文化走向,解讀基督教在邊疆民族地區中實現其生存和發展的路徑和策略,可豐富基督教中國化研究的特色理論范式。

       

      一、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本土化實踐的多重動力

       

      基督教在云南少數民族中的傳入和發展,正處于近代以來我國多次社會變革和轉型的時期。這種社會文化背景為基督教的快速傳播、發展,并加快其本土化進程提供了外部條件。同時當代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快速發展的現代性因素的沖擊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為基督教自身也面臨著來自現代化背景下世俗社會的巨大影響。從人類文化發展史來看,文化變遷是文化存在的形式和過程,文化的發展變化是永恒的主題。問題在于,文化會以什么樣的軌跡發生變化,是淺層次的文化表象在形式上變化,還是文化的核心內容和文化結構發生實質性的突變。事實表明,基督教的傳入對于云南少數民族而言,引起的是一場以基督教的世界觀、價值觀為主導,基督教文化因素逐漸滲入到民俗文化、語言文字、藝術形態、建筑風格、生活方式、傳統教育,乃至基層社會結構等各個社會文化層面的重疊、聚集和變遷。文化嬗變是文化變遷的一種重要形式,所謂文化變遷指的是“文化構成要素各方面發生變化的過程”[1],文化嬗變是在某一特定區域的民族,其所處環境的各方面因素長時間綜合作用的結果。云南少數民族的文化嬗變,是多種因素交織而促成的文化互動動力由外向內的轉化。

       

      (一)傳統宗教影響日趨弱化,基督教填補信仰空間

       

      在社會急劇轉型和變遷時期,部分民族的傳統文化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尤其是不成體系的以多神信仰為核心的宗教文化傳統影響日漸衰落,不能緩解各民族群眾不斷增加的生存壓力和滿足其精神需求,為基督教的傳入和發展并帶動傳統文化變遷提供了原動力。

       

      一方面,在基督教傳入之前,受歷史條件和地域環境的限制,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各民族社會發育程度相對較低,且民族群眾絕大多數居于山區,各民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處于一種漸變的狀態。即使在改革開放后,傳統宗教沒被及時脫去“迷信”的外衣,未能獲得應有的文化地位,加之日漸支離破碎的宗教儀式和衰退的社會功能,導致民族文化傳統出現信仰短缺和文化斷裂現象,客觀上為基督教進入民族社會、填補信仰空間、改變民族群眾的心理素質準備了前提條件。

       

      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國社會動蕩的大環境影響下,各民族均有改變民族命運的夙愿,無形中給基督教在該地區得以傳播和發展提供了機遇。早期的西方傳教士借助各種條約規定的權利首次進入這一地帶,帶來了全新的宗教和文化體系,新文化體系的移入打破了該地區社會文化的格局,拓展和延伸了傳統民族文化的社會屬性。傳統宗教自身陷于發展的困境,未能給各民族命運的改變帶來曙光,“信仰真空”的出現使基督教得以快速發展,并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發揮其社會文化功能,與傳統文化之間產生互動、整合和融合,百余年就走完了在世界其他地區要用數百年時間才能完成的文化變遷過程,基本形成了以基督教嬗變和傳統文化改造相向而行、不斷融合和發展的新型文化模式。

       

      (二)消解“外來宗教”標簽的認識,內化基督教“自覺認同”意識

       

      早期基督教為取得福音傳播的成功,往往以犧牲一些信仰價值為代價,以“自覺認同”意識為主要手段,貼近邊疆民族地區傳統社會文化,不斷消除其與文化傳統之間的差異性,不僅在信徒中淡化基督教與文化傳統的明確界限,并以此為榜樣,努力消解其他民族群眾對基督教“外來宗教”標簽的認識,以獲取周邊非信教群眾的認同感,使基督教成為民族群眾的一種宗教選擇,將自己的外來宗教文化身份所代表的文化變遷的外動力,轉化為民族內部對不同宗教信仰進行選擇的內動力。

       

      我們提出“自覺認同”意識的概念,試圖以之解釋基督教在民族地區傳播過程中作為外來文化所采取的傳教策略和意識心理,以與費孝通先生1997年提出的由文化主體自身立足于本文化角度的“文化自覺”意識相對應。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的重要概念,他認為:

      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2]

      但是,我們這里所用的“自覺認同”的概念不同于“文化自覺”。后者是文化主體對本民族文化的認識與覺悟,而“自覺認同”則是外來文化企圖傳入某個民族社會時,以文化傳入為根本目的,不惜改變自己的一些表層文化要素,創建兩種異質文化均認同的一些文化相似點,淡化和模糊異質文化的內在特質,以獲得被傳播對象的認可和容納,契入被傳播對象的社會文化體系,生根、發芽、成長,最終替換原有文化特質,使自己成為該文化傳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發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正是通過“自覺認同”于中國文化體系,不斷改變自身以融入到中國社會中去,以其完備的宗教制度和體系不斷改造中國傳統文化,最終脫胎換骨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傳入中國時,中國文明已經基本成型,有了比較成熟的文化體系,儒家學說被統治階級抬高到統治思想的地位,各種民間信仰和民間宗教深入民間社會之中。佛教初傳時其被動地位是非常明顯的,這是佛教不得不全方位中國化的根本原因。與佛教中國化有所不同的是,基督教所面對的主要是作為“分散性宗教”[3]的各民族原始宗教,而且原始宗教和傳統文化體系都已經出現式微趨向。

       

      基督教得以在民族社會中傳播和發展,并與民族文化發生互動和融合,在于早期的外國傳教士和后來的本土傳道人員都有一種“自覺認同”的意識,努力地將基督教融入到傳統的文化體系當中,以消除來自傳統社會的排斥力。從柏格理在黔西北苗族地區的傳教工作以“身份認同”方式取得成功后,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各國傳教士也很快采取了類似的傳教策略,即以一種對民族文化傳統“自覺認同”的意識,以向傳統妥協的姿態,不斷改變自身以取得民族群眾的認可。基督教的靈活與變通,在傳統宗教觀念和功利性信教的驅動下,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基督教一神教的強烈排他性,使其不少思想觀念和社會文化因素都依從民族社會的實際作了修正。如果說早期基督教的傳入有強制的性質,還披著“外來的宗教”的外衣,與之相應的文化變遷是突變性的,尚未與傳統文化彼此適應,因而常位于被隔離的地位,那么改革開放后民族群眾自發地恢復其基督教信仰,轉變其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從過去的被動信教,很快轉變為主動利用基督教改造傳統文化。

       

      “自覺認同”之“自覺”,最初是在多種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尤其在傳播過程中受到被傳播對象的一再排斥和抵制后,文化傳播的主體被動采取的一種文化傳播策略。這種意識最初本是一種源自外國傳教士主導的外力,在取得傳教的初步成功、信教群體形成一定規模、教牧人員基本完成本土化進程后,基督教成為當地的一種客觀存在。這種意識由此發生轉向,成為信教主體的一種錯位的“文化自覺”意識,將早期基督教的“強制性使動”的外因,內化為源自文化傳統自身強烈要求的“自覺性能動”的內因。正是這種轉向后的自覺認同意識,使少數民族信教群體將基督教視為“自己的”宗教,并不斷推動基督教的本土化進程。

       

      (三)民族文化傳統功能的衍生,基督教的社會功能日益世俗化

       

      民族文化傳統功能具有教化、心理慰藉、調節和整合等多種社會功能。制度化、系統化的基督教在取代了原始宗教后,延續了后者的社會功能,承擔并發展了其原有的宗教職能,拓展和延伸了傳統民族文化的社會屬性。簡捷的儀式、優美的教堂環境、團結的信徒群體,尤其是在他們看來,作為唯一神的上帝功力比以前的任何神靈都更強大,更具可依賴性,總體上這種新的宗教比原來的宗教更令人滿意,于是新的宗教文化移入與文化突變就發生了。

       

      各民族的教牧人員和信教群眾都認為自己掌握了改變民族和個人命運的新武器,使其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有了應對急劇變化的外部世界的有力工具。世界由神靈主宰等傳統觀念的延續,成為與基督教世界觀對接、融匯之處,他們將正在本土化過程中的基督教,作為改造世界觀和價值觀、移風易俗的工具,至少在基督教徒們看來,新的宗教使他們適應了近現代社會的發展、推動了社會進步。他們對基督教從被動到主動的反應,是建立在對文化傳統的反思、批判的思想基礎上的,具有明顯的用外來宗教文化改造文化傳統,使民族傳統煥發新的生命力的特點。當然,從普通信徒的立場來看,他們只是想借基督教的力量使自己能夠解決一些常見的、靠傳統的力量難以解決的世俗問題,比如疾病和醫療、對鬼神的畏懼感、面對天災人禍時的無力感等。但正是這種由若干個體集中起來的力量,改變了人們對基督教的認識,產生了一種新的、發自民族社會內部的反應,將基督教逐漸改造成與文化傳統相對接、在民族心理上延續其認同意識的新文化因素。

       

      因此,在多重內外動力的交互作用下,經過100多年的發展,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后的40年里,云南少數民族群眾對基督教的存在已持寬容態度,對基督教信仰及其文化體系已從了解到理解,從初見的驚訝到對客觀存在的認同,民族傳統文化與基督教信仰體系之間的關系進入新階段。基督教會自身也有了很大的改變,這種改變不僅表現在教牧人員的本地化、教會組織運作方式的中國化等方面,更表現于教會自身對各民族傳統文化的態度的轉變,對信徒的要求從過去對傳統宗教信仰和習俗的強制拒絕和排斥,發展為采取靈活多變的方式對傳統文化和習俗進行選擇性的改造。

       

      二、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本土化實踐的層次

       

      基督教在傳播過程中,為達到生存和發展的目的,逐漸對所遇到的民族社區結構和文化類型進行較深入了解和認識,在實踐中將之進行了分類區隔,并以其宗教排他性和擴張性的特質,對民族文化不同層次的文化要素進行了有意識的分類處理。基督教所采取的文化整合策略,將一種宗教天生對異質宗教的拒斥特質表現得淋漓盡致,早期的傳教士和后來本土的教牧人員都始終堅持這一特性,所不同的是,后來的教會逐漸將傳統文化從神圣與世俗的層面甄別出宗教文化與世俗文化兩個不同的文化層次,并分別以不同的態度和行為進行文化的整合。這里所說的“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之分,并非是從民族學或宗教學的理論視角所作的嚴格劃分,而是我們對基督教在云南少數民族社會中發展的客觀事實所作的歸納和提煉。其中的“宗教文化”一詞,指傳統宗教(包括其遇到的原始宗教及局部地區的南傳佛教等制度化宗教)及其文化價值體系。基督教在面臨傳統宗教文化時,因后者與基督教的教義教理和教規相悖,常于民族社會中以一種自然相斥的隱形力量存在,因而基督教對這一層面的文化要素采取取締的態度。而“世俗文化”泛指人們在日常生活領域所涉及的語言文字、節日禮俗、人生禮儀、生活習俗等諸多方面。實則世俗文化中也包含若干的宗教因素,多以觀念和思想的形式存在于現實中,被教會方面以“傳統習俗”或“文化習俗”概而釋之,以作為其文化整合策略的理論依據。宗教文化在文化傳承和發展中往往起著核心的引導作用,而世俗層面的文化與宗教文化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互為表里的關系。筆者從基督教與民族文化互動的層面,分層次辨析其互動的路徑,將之大致劃分為“內在置換”“表層融合”和“技術調和”三個層次。

       

      首先,在“內在置換”層次,基督教對信徒群體的傳統宗教信仰進行徹底置換,禁止信徒在宗教活動、民俗活動中參加和舉行所有形式的傳統宗教儀式。基督教通過對傳統宗教的置換,保障了基督教信仰的一神性和神圣性,同時為其宗教價值體系在民族社會和文化領域適應現代性發展提供了一套哲學基礎,也使其向更廣闊的社會文化內核層面滲透。基督教在這類民族社會中不僅是個人的信仰,更成為整個民族社區發展的精神支柱和社會秩序的基礎,也是其基層社會的倫理和道德秩序存續的主要依據。基督教儀式立足于家庭、家族甚至突破血緣關系的地緣范圍內的公共性表達,提供較為多元化的公共服務,滿足了部分信眾對民族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心理訴求。

       

      其次,“表層融合”是指在宗教范疇之外的世俗文化領域,基督教文化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新的解構,從而出現大量的文化雜糅現象。通過宗教層面的置換以后,基督教逐步代替傳統宗教履行宗教職能,發揮宗教的多層社會文化功能,在世俗文化和社會領域不斷進行文化改造,改變民族文化傳統發展的方向,塑造新的文化模式。基督教披上各民族世俗文化的外衣,延續和擴展了傳統宗教的職能,使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獲得了新的動力,其宗教意識和宗教觀念滲透到了世俗生活的每個角落,成為引領信教社區社會、文化發展的關鍵力量。

       

      第三,技術調和的層面是對前兩個層次在社會文化發展的運作中出現的矛盾、沖突和問題,通過教會內部的合理運作,以及教會與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相互協調進行技術性處理。主要分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教會力量本土化后,各民族教牧人員出于國家利益和民族發展的需要,走了一條“三自”的道路。二是基督教兩會立足于積極參與當地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需要,引導信眾積極投入到當地的各項建設事業當中,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和經濟、社會、文化事業的建設。三是國家層面出于國家利益的需要,由黨和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履行管理職能,在基督教與民族地區的社會文化之間出現矛盾和沖突時,出面尋找原因,協調多方力量,依據相關法規和政策合理解決問題。在宗教領域的具體實踐方面,如果宗教活動是在現行社會秩序內進行,由兩會內部自行處理和解決,而涉及到法律、法規和政策領域,則由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出面處理。如果出現比較復雜的局面,甚至出現一些影響較大、涉及范圍較廣的宗教問題或事件時,則由黨政各級相關部門、基督教界多方共同解決。

       

      當然,這三個層次的路徑之間,并不是截然分開的。三者之間不僅相互連接,還互為表里。尤其是在“表層融合”的層面,其中也包含著不少“內在置換”的內容,由于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對之的處置方式有所不同,從而產生一些地區性、民族性差別。如云南景頗族地區教會將一些傳統宗教思想和觀念視為習俗予以接納,而部分傈僳族地區的教會仍視之為宗教因素而對之徹底摒棄。“內在置換”與“表層融合”之間的界限,并非完全是按民族學的文化層次來劃分的,而是按宗教學的宗教概念所涉及的內涵和形式來區分。事實上,基督教不僅對專門的傳統宗教儀式和活動進行摒棄,對世俗文化事項中的宗教內容也力所能及地進行了剔除。因此,“內在置換”包含的是所有文化領域中的宗教事項,而“內在融合”主要涉及剔除了傳統宗教儀式和活動的世俗文化領域,在節日、婚俗和葬俗等文化層面存在的一些傳統宗教觀念,以及世俗領域中延續的一些傳統宗教思想及功能,由于客觀事實中存在著與基督教融合的現象,也歸并在“內在融合”這一層次之中。

       

      這三個層次路徑的最終形成,主要是由基督教會、民族社會和國家力量三者之間對有利于各民族地區社會和文化發展需要而進行不同博弈的直接體現,是宗教和社會文化發展涉及到的各方,在經歷了曾經出現的不同形式的各種矛盾、沖突之后相互之間不斷協調、整合的結果。三個層次的劃分是一種理論上的歸納,到具體的文化互動領域,往往表現出多變、交叉、交互作用的復雜局面。因此,需要對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本土化實踐的具體路徑進一步歸納、凝練和解析,從更深的具體實踐層面客觀揭示基督教與民族傳統文化之間的交互關系。

       

      三、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本土化實踐的具體路徑

       

      (一)基督教徒代際傳承,堅持基督信仰與文化適應并存

       

      基督教徒的發展和壯大成為影響和制約宗教發展的重要因素。云南各民族信教群眾從最初帶著傳統宗教的觀念和意識改信了基督教,經過三代以上家庭宗教教育和傳承的更替和影響,基本穩固了基督教信仰。各地的基督教會將當地的實際情況和基督教的基本教義相結合制定教規,禁止信徒崇拜傳統宗教神靈、禁止參加傳統宗教儀式,以保證一神教信仰的神圣性,但一些傳統宗教觀念卻仍然存在,傳統宗教的一些社會文化功能在基督教這里被系統化和規范化后得以延續。

       

      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在哲學思想、宗教思想和觀念的層面,仍然以遠古以來的神話傳說所建構的宇宙觀或世界觀、以萬物有靈為基礎所建構的鬼神世界為底色,缺乏對本體論的深入提煉與思考。對世界萬物、人類生存意義和價值、宗教世界的探討,部分民族的原始宗教仍不能給出較為系統的、必要的解釋,使原始宗教信仰和觀念停留在自然的、樸素的階段,在宗教結構和功能上具有分散性和功利性特點。原始宗教信仰以祭祀各種鬼神為主要宗教活動內容,以各種巫術為控制各種類型的“鬼”的手段。在多數民族中,只有善鬼和惡鬼之分,還沒有出現對“鬼”與“神”的明確劃分,更未形成具有至高無上和無限權威神格的至上神概念和觀念。相反,基督教則有非常系統、嚴密的神學思想體系,尤其在世界觀、人生觀、生死觀等方面具有合理的指導目的和行為的價值體系,讓民族群眾在信仰心理上認為,這也許正是他們的傳統宗教信仰所欠缺之處,從而激發起民族群眾從優選擇的心理暗示,使基督教獲得了宗教選擇的地位價值。

       

      當基督教與傳統宗教相遇后,在宗教活動、宗教節日、宗教制度、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意識等各個層面,取代了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逐漸式微的傳統宗教。但基督教要在社會中發揮作用和影響,必須在文化適應中不斷調適與文化傳統的關系,找準文化對接的方式。經過長期的調整和適應,基督教在堅守其基本的教義教規和文化精神的前提下,在文化碰撞和沖突中開始主動迎合和依附于傳統文化,為了適應各民族社會與文化發展的需要而積極地調整自己,通過對民族社會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的不斷融合、吸收,甚至不惜放棄和改變自己的異質文化體系中與民族社會和文化不相容的部分特質和面貌,表現出極大的文化適應性。同時,由于基督教既是一種宗教信仰,又有系統規范的哲學思想,還有相應的教會組織、禮拜活動、禮儀制度、宗教倫理等構成的社會文化體系,其與傳統社會文化的互動幾乎是全方位展開的。

       

      就其文化適應的途徑和方法而言,就可分為思想理論與社會實踐兩個層面。在理論方面,主要表現于早期傳教士和各民族精英對《圣經》的翻譯,以及教牧人員在講道中依據其個人的踐行經驗的不同詮釋,向信教群眾傳輸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宗教倫理。在實踐方面,由于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本土的教牧人員和講道者容易以傳統的慣習和觀念去詮釋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教義教理,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因此在宗教實踐上各民族、各地區又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二)以基督教世界觀和價值觀為中心,加強與傳統民俗的文化互動

       

      基督教在云南少數民族中與傳統文化的對接路徑,是多方面、多維度進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民俗化路徑是其中最主要的路徑之一。基督教這種新宗教傳入該地區的民族社會后,通過路徑相同或相似的宗教民俗化路徑,得到當地社會認可和接納,從而被信教或不信教的當地群眾將該宗教視為該信教群體的宗教,進一步固化了信徒的信教心理,經過代際相傳的家庭宗教教育、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和共同的宗教生活,使該宗教成為該群體相對穩固的宗教信仰。

       

      傳統民俗文化是各民族在生產和生活中創造、傳承和享用的民俗事項,圍繞價值觀念和生命的意義,基于誕生禮、成年禮、婚禮、葬禮等人生禮儀,關注其生、老、病、死等生命過程,發揮儀式性節慶活動的功能性表達,通過約定俗成的習俗慣制,貫穿著其傳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當民族群眾改信基督教后,不僅信徒人生禮俗的內容發生變異,基督教潛在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在儀式中潛移默化地改造儀式主體和參與者的精神世界和潛意識,并進而影響其日常生活方式,基督教的宗教思想和價值觀通過人生禮俗這種外在的形式,實現了在信教群體中的內化。基督教在當地民族社會中的這種民間實踐,是通過教牧人員的引導與實施,與信教群眾的崇拜心理相結合來實現的。基督教儀式與民俗的對接和以此對傳統進行改造的路徑,并非孤立地存在于這一地區。云南少數民族緊緊圍繞其民族的遷徙和繁衍,以原始宗教為主要載體,秉承萬物有靈觀念,通過神話傳說的敘事與儀式的雙重構建來顯示其獨特的民族特質,基督教發揮自身優勢在不同民族內進行傳播和發展,與各民族傳統民俗的結合較為緊密,不斷向其民俗活動中進行滲透,不僅使基督教自身打上了民族的烙印,而且帶來了各民族民俗文化的消解和轉型。這一歷史過程不是通過簡單的替代進行的,而是通過外來的基督教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在信教的群體中形成了復合型的民俗文化。

       

      (三)引導信仰生活化和入世化,塑造新型文化傳統

       

      定期、有規律的基督教儀式形成共同宗教情感,進而對生活實踐產生影響,是新的文化傳統形成的又一個路徑。對民族傳統文化態度的轉變,對傳統文化進行選擇性的基督教改造,使信徒身份有了民族性的表達,從而不脫離傳統的血緣關系網絡和社會生活;參與當地社會變革和社會運作,催生了一種與現代社會特質基本相適應的信仰價值體系。為了適應各民族文化傳統的發展并與之對接,基督教走了一條信仰“生活化”和“入世化”的發展策略,產生了明顯的信仰效應和廣泛的文化影響。基督教信仰取代原有的宗教信仰后,逐漸向人生禮儀、節日禮俗、生活習慣等世俗生活面層滲透,通過置換宗教內容和觀念,保留非宗教的內容和形式,達到整合文化體系、融合傳統文化因素的目的。

       

      基督教信仰確立后,再反饋于社會,引起社會結構、社會觀念和社會生活的全方位變化。據我們對傈僳、景頗、佤、拉祜等民族信徒的訪談材料,發現傳教者往往用歷史記憶中的民族發展片斷和現實中的生活境遇去理解《圣經》的內容,激發人們的生存體驗,影響著民眾日常生活的選擇和階段性實踐,以獲得共同的宗教情感和民族認同感。他們通過講道和分享來交流信教后的體會,用《圣經》中某部分章節的內容與信教后的生活狀況、生活中的困境和疑惑結合起來理解教義思想,說明上帝確實存在并安排了人間的禍與福,以及信仰上帝后的各種好處,以達到對上帝信仰的認同,在統一的信仰層面達成心靈共鳴而獲取社會支持。

       

      正是在定期舉行的宗教儀式中,每個信徒從自身的宗教理解和生活實踐出發,在基督教儀式和活動濃烈的宗教情緒和氛圍中,以共同的宗教信仰觀念相互感染和強化,形成共同的宗教情感,同時使抽象的上帝信仰外化為具體的、實在的生活實踐,形成一套自成系統的邏輯體系,一切現實問題都納入這個體系予以解釋。經過反復的宗教儀式和活動,形成比較固定的思維模式,并將信仰和思維特點帶到日常生活中,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為。在已經形成一定信徒規模的民族地區,這種由宗教儀式到宗教情感,再到日常生活方式的影響途徑,由此帶來一系列生活觀念和行為的轉變,是比較普遍存在的由文化互動導致文化變遷的路徑。

       

      (四)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引導社會行為和社會觀念變遷

       

      家庭作為云南少數民族村寨構成的基本單位,是維系村寨、家族和民族社會結構的重要力量。基督教以家庭為中心進行傳教活動,以基督教價值觀和人生觀重塑村寨內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組織,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同時,教會通過一系列措施,如通過實施教規改變生活陋習、人生儀禮和歲時節慶的基督教化、制定和使用文字、推行新的醫療觀、推行以基督教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教會教育、開展慈善事業等,直接介入當地民族的社會生活,使民族社會發生社會變遷。

       

      教會在不斷發展信徒的過程中,逐漸展開其改變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的進程。在已經形成一定信徒規模的民族社會中,基督教徒在社會中的示范作用吸引了更多群眾的關注,一些人進入教堂希望對基督教有更深入的了解,而教堂的宣教策略促使他們對人生進行自我檢討,最終在基督教教義的影響下,一部分人成為了基督教徒。信教群體通過對基督教教規的遵守而達到日常生活行為的自律,產生了新的生活態度和生活目標,形成了較強的組織性和參加集體活動的積極性,信徒之間以積極的互助精神開展對弱勢人群的救助,這些對渴望現代生活和尋求精神支柱的非信教群體產生了較強的吸引力。慕道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正是在基督教在當地社會中產生的世俗社會效應的引導下,走進教堂和信教群體,參加信徒的宗教活動和社會活動,最終成為基督教徒。這種由世俗而神圣的過程,在原來信仰原始宗教的民族中最為突出,先出于世俗動機而皈信基督教,加強對上帝信仰的認識而信仰上帝,最終由于宗教信仰的改變而導致其生活觀念和行為的改變。由于基督教的這種皈信途徑帶有較多的世俗功利目標,涉及到了更廣、更深的世俗層面,其對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影響比從個體從宗教神學意義角度的皈依要大,對基督教在民族社會中的發展和本土化也有深遠意義。

       

      (五)教牧人員成為基督教本土化的重要中介和助推力量

       

      教會組織、教牧人員作為基督教發展的重要載體,成為基督教適應當地民族文化、村寨管理的現實需要。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基督教教會組織的發展,從最早的傳入時期,經由初步的發展到生根發芽,到后來的逐步壯大成長,經歷了一個由外國教會控制到“三自”的過程。基督教團體又是以一種社會實體和社會組織的形式發揮作用。作為一種社會實體,各地教會都具有雙重的屬性。一方面,教會需要按照其教義教理和教規建立起宗教屬性的社會規范,在相對固定的宗教活動場所開展宗教活動。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教會必須要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受既有社會秩序的制約和規范,積極投身于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事業的發展。在教會的基層組織中,以教會-家庭為基本組織形式,以民族傳統社會組織與教會結合的方式進行日常的宗教儀式和宗教生活。因此,教會必須進行中國化和本土化的進程,方能融入到當地社會秩序當中,成為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基督教積極發展本民族教職人員,發揮其威望和影響力,使傳統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互嵌和融合成為可能,從而成為文化互動的中介和助推力量。

       

      當然,教牧人員由本地本民族的人員擔任,并非就完成了教牧人員本土化的過程。如果本土人員擔任教牧人員,卻完全按照基督教教義思想進行布道、引導信徒照搬《圣經》的思想,不在堅持信仰的前提下將之與當地的文化進行有機的整合,這與本民族教牧人員具有一定民族文化知識和觀念,并將之與基督教文化體系相結合,分別屬于兩個不同的范疇。換言之,如果當地的教牧人員不能在基督教與民族文化的互動中擔任好文化中介的角色,就不能說教牧人員已經本土化。因此,判斷教牧人員是否已經本土化的核心標準,應是他們在引導信徒從事宗教活動的過程中,是否關注到了基督教自身的本土化問題并努力將之付諸實踐。由本地本民族的人員擔任教牧人員,只是具備了本土化的便利條件而已,而要將之轉變為本土化的有效路徑,在兩種文化體系的整合中發揮積極作用,還需要政府管理部門的正確引導、教會自身對此的清醒認識以及信教群體對信仰行為的正確實踐等各個方面的共同作用和努力。如云南傈僳族和怒族地區部分教牧人員開始關注民族文化的發展問題,景頗族地區教會對傳統文化和習俗的尊重并將之與基督教文化進行整合,拉祜族和佤族地區教會不斷調整與非信教群體之間的關系,都表現出本地教會和教牧人員在其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本地本民族的教牧人員兼有當地知識分子和虔誠基督教徒的多重身份,成為基督教與當地社會文化互動的有效中介,在他們的運作下,文化互動中的矛盾和沖突現象逐漸減少,整合和融合成為各地基督教與社會文化互動的主流。

       

      綜上所述,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與當地民族文化的消解、交融和嬗變是基督教本土化進程中的主要趨勢。穩步前行的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本土化是基督教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全面落實宗教政策,實施宗教社會治理的重要基礎。引導基督教信教群體積極從宗教文化方面進行適當的調整,吸收各民族文化中的優秀成份,及時處理好宗教在中國化、本土化中出現的問題,確保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4年度一般項目“中緬跨境民族文化與基督教關系研究”(項目批準號:14BZJ04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牟鐘鑒主編:《民族宗教學導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360頁。

      [2]費孝通著:《費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4卷第197頁。

      [3]參見[]楊慶堃著,范麗珠等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章。楊慶堃先生在書中將中國宗教劃分為“分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兩種類型,我們認為“分散性宗教”的概念同樣適用于邊疆民族地區的各原始宗教信仰形式。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宗教學研究》2018年第2期)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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