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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洵:多元和諧共存的北京宗教文化   2018年8月1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北京宗教文化史是中國宗教文化史的縮影,涉及政治、經濟、教育、建筑、藝術、文化、書法、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已經成為北京歷史文化的一種重要表述。

       

      無論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文化,還是外來的佛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和基督宗教文化,在北京地區傳布過程中雖然有過碰撞,但是,卻在碰撞中交融,最終因其植根于北京民眾中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并得到發展,構成了一部多元和諧共存的北京宗教文化史。在北京宗教文化發展的歷程中,從來沒有因為信仰價值的差異、宗教文化的不同而導致宗教之間的爭斗。這正是北京宗教文化史的特質。

       

      北京是一座匯聚中國悠久宗教文化的城市。從周口店山頂洞人的墓葬、琉璃河商周遺址的祭祀區域到春秋戰國之際的燕齊方士,從京西潭柘古寺到唐代幽州的天長觀,從遼代牛街禮拜寺到元代房山的景教十字寺等等,在歷史長河中連綿不斷,形成了多種宗教文化元素組成的北京宗教文化體系。

       

      1933年至1934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房山區周口店發掘發現的北京山頂洞人的墓葬,是目前已知中國最早的宗教遺跡。山頂洞人的宗教遺跡不但揭開了北京宗教文化史的序幕,而且也揭開了中國宗教歷史與文化萌發的篇章。

       

      從古至今,中國原始宗教、民間宗教,以及土生土長的道教都在北京這塊沃土上自由繁衍和發展。外來的佛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亦相繼在北京地區傳布,并逐漸融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北京歷史文化中。作為宗教精神的載體寺觀教堂,在京郊大地上層見疊出。北京宗教文化成為北京城重要的標志之一。

       

      道教

       

      道教自東漢中葉形成后,便在北京地區傳布。傳播過程中,仙真高道、名流隱士輩出。唐朝開元年間,天長觀在北京地區落成后,便揭開了道教各個派別在北京地區建觀傳道的歷史。北京道教宮觀種類繁多,除關帝廟、龍王廟、真武廟、娘娘廟、土地廟、火神廟、財神廟外,還有七圣祠、五圣祠、三圣祠、九圣祠、藥王廟、呂祖宮等,以及二郎廟、二圣廟、九天廟、山神廟、天齊廟、天妃廟、文昌廟等。僅北京地區的關帝廟就有三四十種稱謂,如忠義關帝廟、萬壽關帝廟、重興關帝廟、五岳關帝廟、三財關帝廟、護法關帝廟、護國關帝廟、倒座關帝廟、大馬關帝廟、五顯關帝廟、立馬關帝廟、雙關帝廟、九圣關帝皂君廟、九圣關帝廟、關帝五顯財神、關帝魯班廟、保安關帝廟等,這些道教宮觀承載著厚重的北京道教文化,見證了北京道教文化形成與發展的歷程。

       

      白云觀的建筑格局是道教宮觀的建筑典范,采取八卦方位布局,有明顯的中軸線,具有典型的中國傳統建筑特色。另外,白云觀以收藏道教文物最豐富、保存最完整而聞名中外。珍藏在白云觀三清閣殿內的明版《正統道臧》如今已成孤本。明版《正統道臧》、唐代石刻老子像、石刻《松雪道德經》不但是稀世的道教藝術珍品,而且是白云觀的鎮觀三寶。白云觀山門上懸掛著的敕建白云觀匾額,也與其他的寺廟宮觀不同。匾額由生鐵鑄造而成,是當年明英宗特地賜給白云觀的。白云觀內丘祖殿的宋代木制巨缽,又稱癭缽,號稱缽中之王。巨缽,是清朝雍正皇帝賜給白云觀的供品。當時曾有上諭:廟中他日有絕糧乏食之時,道眾可舁此缽從正陽門入皇宮,宮中必有賜給。白云觀珍藏的歷史文物不僅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且折射出北京道教文化史演進的歷程。

       

      東岳廟是與白云觀齊名的另一座道教宮觀。其久遠的歷史、旺盛的香火、宏偉的建筑、顯赫的地位,成為北京道教文化史中的重要一環。東岳廟是道教正一派在華北地區的第一大道觀,以廟里的碑刻而聞名中外。京城至今還流傳著東岳廟的碑刻數也數不清的說法。在東岳廟多達163通碑刻中,最著名的是由元代大書法家趙孟頫書撰額的《大元敕賜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師張公碑》,俗稱道教碑,是東岳廟的鎮廟之寶。東岳廟的碑刻多,趣聞也多。機靈鬼兒,透亮碑兒,小金豆子,不吃虧兒就是老北京人的順口溜,講的是東岳廟里的4塊碑。東岳廟里現存的為數最多的香會碑刻,記載了北京香會的組織與活動情況,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也是北京道教文化重要的文物。

       

      京西妙峰山和京東丫髻山上的建筑與碑刻既有藝術價值,又有歷史價值。北京形形色色的道教宮觀不僅記載了北京道教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而且記載了其對于中國封建時代的政治、經濟、哲學、藝術、醫學以及自然科學等各個方面不同程度的影響,是豐富多彩的北京道教文化的物質體現。

       

       

      白云觀壁畫王重陽與全真七子(佟洵攝)

       

      佛教

       

      潭柘寺是北京最古老的佛寺,在晉代名嘉福寺,至今已有1700年的歷史。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雖然說法過于夸張,卻也反映出潭柘寺歷史與文化的久遠。由于歷代王朝對佛教的推崇,京城內外佛寺比比皆是。至民國年間,北京地區擁有上千座佛教寺廟,故北京有寺廟甲天下之稱。據《北京寺廟歷史資料》統計:北京登記在冊的寺廟為1631個。另據1947年北平市政府統計,當時全市城區和郊區的寺廟為1920座。北京擁有的古剎,居全國都市之首。北京地區的佛寺不僅歷史久遠、建筑宏偉,而且形式各異。如唐太宗賜建的法源寺、元代修建的白塔寺、明代的大鐘寺、清代的西黃寺和雍和宮等,充分體現出不同民族的藝術風格。這些佛教寺廟不僅是北京佛教文化物化的形式,而且具有傳播和承載北京歷史文化的功能。

       

      北京佛教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僅體現在典雅輝煌的寺廟建筑、神采奕奕的造像和精湛的佛教藝術品方面,而且還體現在生長周期達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以上的奇姿異彩的古樹上。潭柘寺殿宇巍峨、建筑氣勢宏偉,寺內的古樹多在千年以上。寺內清、奇、古、怪4棵松樹姿態各異,最令人叫絕,成為潭柘寺重要的文物之一。戒臺寺內的抱塔松、臥龍松、九龍松、活動松、自在松,形態各異、枝干槎丫,不論寒暑,傲然挺立,使戒臺寺以松樹而享譽京城。

       

      北京最珍貴的佛教文化遺產,當屬房山區云居寺收藏的已逾千年的1.5萬余塊石經。云居寺內全部經版鐫刻的佛教經典達千萬字以上,使其成為世界佛教典籍的石書庫。石經上匯集了千百年來無數雕刻家和書法家的字跡,字體風格各異、結構嚴整、蔚然壯觀,是書法藝術中的精品,是歷史留給人類的稀世珍寶。中國佛教協會原會長趙樸初先生稱房山石經為國之重寶,珍藏石經的云居寺為北京的敦煌,被譽為世界七大石窟之一。云居寺石經的發現,是繼陜西發現秦始皇兵馬俑之后的又一世界奇觀。19811127日在云居寺雷音洞內發現的貯藏千年的佛舍利,更是世界珍寶。云居寺內的石經和佛舍利是中華文明的驕傲。

       

      北京地區的佛教寺廟不僅承載著其法脈的傳承,而且是文物薈萃的藝術寶庫。雍和宮萬福閣里的白檀木大彌勒佛,堪稱北京佛教文化精華之最。同時,也是世界獨木大佛之最。令人驚詫的是,這尊大佛神態雍容而雅,體態雄偉,抬頭仰目觀望著佛首,恰有落冠之感。美國前總統尼克松驚訝地贊嘆道:它給了我美的享受。雍和宮獨木大佛與寺內金絲楠木的佛龕、用紫檀木雕刻而成的五百羅漢山,堪稱木雕制品的三絕,是中國古代藝術家的杰作。除此之外,雍和宮里的唐卡、三光毛毯、喇嘛碑、億萬年前鳳眼香等,件件都是難得的藝術珍品。故雍和宮被稱為北京佛教文化的博物館。

       

      北京的佛塔堪稱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精品。房山區石經山上的4座唐代石塔,是中國保存完好的唐代石塔。塔壁浮雕像形態生動,雕工精美,既玲瓏秀麗,又簡潔樸實,是難得的唐代藝術珍品。矗立于西城區廣安門外的天寧寺塔,是一座典型的遼代密檐式佛塔。梁思成先生稱贊天寧寺塔富有音樂的韻律。阜成門內白塔寺內的白塔,不僅是一座罕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珍品,而且是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結晶,它滲透著尼泊爾著名工藝家阿尼哥的血汗。西黃寺內的清凈化城塔,亦稱班禪塔或六世班禪的衣冠塔,它記述著清朝乾隆皇帝對六世班禪洛桑丹貝意希的深切緬懷。清凈化城塔是一座典型的藏式佛塔,用漢白玉石雕刻而成,其雕刻晶瑩端秀、脫俗新穎、氣勢不凡,每個人物都栩栩如生,每一景物又都生動細膩,整幅畫面呼應配合,連成一氣。北京的佛塔不但歷史悠久、形式多樣,而且是我國建筑家創造性地將外來文化與民族文化融為一體的藝術品。

       

      北京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藝術,亦體現在壁畫、雕刻、造像、音樂之中。北京法海寺壁畫,堪稱佛教藝術的瑰寶,是北京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在法海寺大雄寶殿內的10幅明代壁畫,距今已有560年的歷史,是古代壁畫中極為罕見的珍品。法海寺壁畫是北京歷史文化名城在壁畫里的杰出代表,可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壁畫相媲美。另外,由清代著名畫家傅雯奉乾隆皇帝諭旨為皇太后祝壽所作的指畫《勝果妙音圖》,至今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廣濟寺內,是目前國內外最大的一幅指畫,具有極高的欣賞價值和文物價值。今海淀區溫泉西東兒營保存完好的大石雕佛像,雕刻的是拓拔圭引導民眾拜佛的景象,記載了北魏時期的佛教與文化。北京智化寺的京音樂是中國僧人創造的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音樂的代表,帶有濃厚的地域民間音樂的韻味,素有京音樂之稱。500多年來,智化寺京音樂傳承未斷,至今該寺樂僧已傳至26代,在演奏技巧與方法上,仍然保持著歷史原貌,被稱為廟堂音樂的活化石。在北京佛教文化的寶庫中,造像、雕刻、繪畫、經典、碑刻、音樂等,應有盡有。北京佛教文化演進的歷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北京地區的歷史文化。

       

       

      潭柘寺山門

       

      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在宋遼時期就傳入北京地區。隨著伊斯蘭教的傳入,穆斯林在北京城定居建寺的同時,北京伊斯蘭教文化便隨之產生。

       

      伊斯蘭教作為一種文化在北京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扎根生長,與北京傳統文化互相依存、互相影響,從而成為北京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清真寺作為伊斯蘭文化的載體,經過1000多年的演進與發展,自成體系,并成為北京城市文化中極其豐厚的民族文化寶藏。伊斯蘭文學、藝術、天文學、醫學、數學、建筑、書法等,以北京清真寺為中心發揚光大,同時也豐富了北京地區的宗教文化。

       

      伊斯蘭教中的阿拉伯文書法藝術歷史悠久、書體繁多,在書法界享有盛名。阿拉伯文書法藝術隨著伊斯蘭教傳入我國后,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阿拉伯文書法藝術。毛筆體阿拉伯文書法以及各種各樣的阿拉伯文匾額在北京清真寺內隨處可見,中阿文字相互交融并用的阿漢合書幅式在清真寺內保留的也不少。上百年歷史的手抄本阿文《古蘭經》和《塞布蓋》,雕版印制的《古蘭經》,以及中文版本的中國伊斯蘭教古籍等,都珍藏在北京清真寺內。

       

      牛街禮拜寺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了一部阿拉伯、波斯兩種文字對照書寫的《古蘭經》(30本),這部《古蘭經》是300年前一位中國阿訇用黑紅兩色、兩種文字精心書寫而成的,字體蒼勁有力。北京東四清真寺珍藏的元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伊斯蘭教歷718年)手抄本《古蘭經》一部,距今已有700多年的歷史,被譽為世界罕見珍品

       

      隨著伊斯蘭教在北京地區的傳布,有不少伊斯蘭教文物在北京清真寺內收藏。如明清時期白地藍字的阿文清真言瓷牌,就珍藏在北京東四清真寺內,堪稱中阿文化融合的佳品。牛街禮拜寺內的大銅鍋、兩座大香爐、黃綠釉細陶制爐瓶,三飾附香熏共4件,都是清代遺存下來的伊斯蘭教文物。其中尤以細陶制品中的黃綠釉細陶制香爐最為珍貴,是一座極富中國伊斯蘭教工藝特色的陶瓷器,穆斯林稱其為康熙爐。康熙爐底座為綠琉璃釉黃心,中有經文贊言圍于四面。從其外圍經文正面橫書的敕賜禮拜寺”5個字來看,表明康熙爐是為牛街禮拜寺特別燒制的,因此這件文物更顯珍貴。另外,牛街禮拜寺里中國獨有的磚雕建筑文物無眼獸建筑構件獨樹一幟,康熙年間制造的敏拜爾、天棚藻井,都凝聚著民間的智慧,是中阿文化藝術的結晶。

       

      牛街禮拜寺內有一劍石,曾引起許多人的關注。有人說它是熔巖,也有人說它是流灌,眾說紛紜。這塊保留至今的劍石,其形狀挺拔、古趣盎然,且石質異貴,既點綴了寺院,又是一塊難得的石器文物。值得一提的還有寺內收藏的一些石雕文物。如國色天香的漢白玉盆景盆,漢白玉浮雕龍頭花卉荷葉翻卷墊石座墩,影壁石雕歲寒三友等,其做工獨到、圖飾考究,高度表現了中國絕妙的工藝和淳樸無虛的品格。

       

      北京順義區楊鎮清真寺和牛欄山清真寺內,保存完好的伊斯蘭教文物銅湯瓶和八人抬的埋體匣,是北京伊斯蘭教文化本土化的有力佐證。

       

      北京伊斯蘭教文化內容極其豐富,不僅包括宗教信仰、生活習俗、飲食文化,而且還包括科技成果、建筑藝術、文物古跡、書法藝術、經堂教育等,北京地區的清真寺本身就是一座藝術的殿堂,是中阿文化融合的產物。從北京清真寺整體建筑來看,為中國傳統的宮殿式建筑,木架結構,幾進四合院,亦有明顯中軸線。與佛教寺廟和道教宮觀的建筑不同的是,北京清真寺建筑群的中軸線的走向多為東西方向,清真寺內的禮拜正殿和窯殿均坐西朝東,與中國傳統建筑坐北朝南的建制截然不同。北京清真寺建筑內沒有任何動物形象的磚雕,多以幾何圖案和花草為飾,這顯然是伊斯蘭文化的體現。北京牛街禮拜寺無眼獸建筑構件從造型看,獸件像龍頭,但細看卻無眼睛等器官,眼睛部位被水紋浪花所代替,這是因為伊斯蘭教忌諱形象。牛街清真寺無眼獸建筑構件不僅是北京伊斯蘭教文化的物質體現,而且是獨具特色的珍貴的磚雕建筑文物。

       

      每逢開齋節,北京穆斯林都穿起節日的盛裝,家家戶戶炸油香、馓子等食品招待賓朋、饋贈親友,京城內每一座清真寺都成為歡樂的海洋。牛街整條街道都被穿著節日盛裝的穆斯林和京城的民眾擠得水泄不通。如今,開齋節已經成為北京一道靚麗的人文景觀。

       

       

      牛街禮拜寺內古建筑群(資料圖片)

       

      基督宗教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宗教早在唐朝貞觀年間就傳入中國,從那時起,基督宗教就揭開了在中國建堂傳教的歷史。北京房山區景教十字寺的遺存,記述著元朝時期基督宗教(時稱也里可溫教)在北京地區傳播的歷史。由于基督宗教在元朝再度傳入中國后,過多地借助于政治勢力來尋求自身的發展,其結果必然要受政治的制約。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元朝敗北后,基督宗教在北京地區的活動隨之受到沖擊而銷聲匿跡。當年基督宗教在元大都修建的教堂亦遭滅頂之災。除了在今房山區修建的景教十字寺,因其地處郊外而幸免外,其他的教堂都隨著改朝換代及政治風云的變化而蕩然無存。基督宗教文化與中國歷史文化經過長期的碰撞、吸納與融合,在明末清初時才得以在北京城建堂傳教。康熙年間,因基督宗教與康熙皇帝發生的禮儀之爭而引發的禁教政策,迫使傳教士再次離開中國。

       

      北京基督宗教與文化的發展是在近代時期。伴隨著近代基督宗教在北京地區的傳布,基督宗教文化對北京固有的城市文化產生了強有力的沖擊。除了一座座歐式的教堂建筑置身北京皇城中以外,還使北京城市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歐美國家民主、平等、自由觀念的思想對北京人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與影響,使中國封建社會推崇的以皇權思想為中心的三綱五常倫理思想發生了動搖,西方學堂式教育亦悄然在京城興起。

       

      利瑪竇創建的宣武門教堂,不僅成為展示地球儀、渾天儀、三棱鏡、日晷儀、報時鐘、西洋琴、世界地圖等西方科技的平臺,而且成為中國人了解基督宗教及其文化的窗口。宣武門教堂的東、西兩壁,由郎世寧所畫的宗教歷史畫,以及其中取材于君士坦丁大帝題材的《人馬凱旋圖》,使西方繪畫藝術落戶北京。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播基督宗教的同時,也把中國文化介紹到了西方。西方傳教士為了傳教,不僅學習中國的語言與文字,而且很注重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與典籍。早在明朝末年,利瑪竇就把中國的四書譯成拉丁文寄回國去。西方傳教士還比較早地研究中國的《易經》,傳教士白晉用拉丁文譯著的《易經要旨》,將八卦與二進制聯系起來的假說,為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二進制的科學創見提供了依據。北京基督宗教文化是西學東漸、中學西進的媒介與橋梁。

       

      隨著北京基督宗教與文化的形成,北京的婚俗、禮俗、民俗也悄然地發生著變化。進入民國時期后,北京地區竟然出現了不用喜轎儀仗去迎娶新娘的禮俗,而出現了用花車婚嫁的現象。就連北京人固有的叩頭、跪拜之禮也受到了沖擊,親朋好友之間大多免去了叩頭、跪拜之禮,而改用了鞠躬、握手相互問候的禮儀。老北京傳統習俗中那些舊習漸漸被新的禮俗所代替。由西方傳教士創建的新式學校和神學教育亦在京城陡然興起,西方的教育思想與模式伴隨著基督宗教的傳布也傳入到北京。北京的私塾被新式學校所取代。每年的圣誕節來臨之際,京城里每一座教堂更是人山人海,洋溢著節日的歡樂。北京基督宗教文化使北京原本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更加多姿多彩。同時,也使其時代特色得以凸顯。

       

       

      利瑪竇創建的宣武門教堂(資料圖片)

       

      (作者系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教授)

      (來源:2016628日《中國民族報》)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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