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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正坤:造像記增添中古史建構基石   2019年4月18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傳統的古史體系主要建立在傳世文獻的基礎之上,這個體系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根基深固,難以動搖。疑古風潮的興起,使這個堅固的大廈出現了種種裂痕,人們發現,以往信之不疑的古史體系也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尤其是作為傳統古史根基的傳世文獻,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幾乎十不存一,那些能夠流傳下來的,在傳抄過程中由于各種原因也存在脫衍訛誤等情況。除此以外,著史者本身的立場和視角對于歷史所造成的遮蔽,也越來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這種情況之下,出土文獻作為“同時資料”,在證史、補史乃至重建古史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甲骨文、鐘鼎彝器銘文在上古史重建中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碑文墓志、造像記和經幢等也將在中古史的建構上大放異彩。其中,造像記由于被金石學家視為“語言鄙俚”而長期被研究者所忽視,但是,近年來,伴隨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的熱潮,造像記在厘清基本史實、補充歷史鏈條、建構系統古史上越來越受重視。

       

      銘刻各階層信仰

       

      造像記屬于碑刻的一種,但它不同于一般的碑刻,它是佛教傳入的產物。造像記的大量出現,與佛教進入中土并且廣泛流播,再現著明確的表里關系。現有的造像銘文,大多鐫刻在佛像的底座、背光以及側面,也有相當一部分鑿刻于石窟的洞壁上,無論怎樣,它們與佛像是不可分割的。南方由于氣候原因和國家的碑禁政策,流傳下來的造像記極少,而在北方,由于經典的指引、國家的倡導以及信徒對于信仰的狂熱,雕鑿了無數佛像,因而也誕生了大量造像銘文,成為中古時期社會上各個階層信仰的見證。

       

      造像記有較為固定的體式,一般包括造像時間、出資人、造像原因、回向文等幾個組成部分。如果是團體造像,通常還要預留出空間來刻寫其他參加者的姓名。僅從內容來看,絕大多數的造像記存在雷同現象,由此我們推測,這些銘文與敦煌文獻中的某些寫本文書一樣,可能存在一定的范本。復雜的造像記則蘊含極為豐富的內容,除了以上幾點以外,還包括對于佛、菩薩的贊美,對于宗教義理的宣傳,甚至追溯像主、功德主或者邑主的家族世系、婚宦情況,類似于家傳。這類造像記往往文辭典雅,字體優美,顯示撰寫者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對于佛教教義也有精深的理解與掌握。但是,與一般碑刻不同的是,北朝時期的造像記,除了個別情況,撰寫者的姓名通常是隱去的,我們現在只能根據具體內容推測,有些造像記出于邑師之類的高僧大德之手,有些則是受過系統文化教育的文人手筆。

       

      由于造像記上有明確的紀年,我們通常能夠將銘記的雕刻時間追溯到某年、某月,甚至具體到某日。傳世文獻雖然也有關于某個歷史事件發生時間的記載,但是更多的是對長時段或者中時段歷史的記述,而造像記更像將某一天發生的事抓拍下來,在這個過程中,參與的人以及他們的具體分工也歷歷在目。出土地點則為我們提供了較為確定的空間場域,而且某些記文本身,也包括對事件發生地點、周邊環境的生動描述。在橫縱坐標皆可追尋的情況之下,重新建構相關的歷史圖景,便水到渠成。

       

      拓展佛教史研究

       

      造像記屬于金石資料的一種,關于金石資料,朱劍心先生指出,“可以證經典之同異,正諸史之謬誤,補載籍之缺佚,考文字之變遷”。具體到造像記的應用,與建構古史有關的主要在于其補史之功,至于印證經典、考辨真偽與糾正古史,由于造像銘文本身的特點,表現得并不突出。

       

      造像記的搜集、整理與使用對于中古佛教史的研究,帶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以往對于中古佛教史和佛教流傳之下的中古社會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傳世文獻的基礎之上。這些文獻,包括正史中的《釋老志》、人物傳記中的零星記載、流傳下來的僧傳,以及各種漢譯佛教經典。正史及僧傳的記載主要聚焦于社會上層、精英人物以及高僧大德,他們的信仰情況、所作所為是此類文獻關注的焦點。漢譯經典結合中土的實際情況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增刪,它們在廣泛流播之后,必然會對信眾的日常生活產生影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據經典的記載對當時的社會情況進行逆推,但歸根結底,理論和現實之間會有差距,這種差距,有的時候甚至大到難以想象。造像記的使用,不僅擴大了史料來源,而且將舞臺上的聚光燈擴展到蕓蕓眾生,從此,才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的研究對象,從某個群體,擴展到了整個社會。

       

      中古時期的造像銘文,從篇章結構到所用語詞,相似度極高,僅就單篇造像記來說,若想從中提取有用信息,是相當困難的,這也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造像記材料為學者棄之不用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將古今中外已經著錄的造像記搜羅到一起,按照時間或者地域特征進行排列和系聯,往往能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在這方面,中外學者已經進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舉例來說,日本學者根據龍門石窟石刻題記對于北魏庶民信仰的研究;基于1000多通造像記,對于北朝民眾崇奉對象和行為的探索。他們將切入的視角對準“民眾”和“社會”,使有關佛教史的研究,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上,都有極大的推展。

       

      建構中古社會組織

       

      除了佛教史以外,造像記在社會史的建構上亦功不可沒。由于傳世文獻的缺失,以往我們僅能從正史及僧傳的只言片語中,得知當時的社會存在義邑這種社會組織,至于其組織結構和運作情況,則一概無法窺其堂奧。5-6世紀的造像記中,有很多關于義邑、義儀或者法儀的記載,這是群眾自發組成的信仰團體,對于這些群體和組織的分析,可以使我們的社會史研究落實到社會結構和社會運行這一層次之上。

       

      義邑以佛教信仰為號召,通常由在地方上有影響力的人物擔任領銜者,其具體的組織構成,通常是僧俗兼有。俗眾擔任邑主、像主、齋主、香火主、維那等職事,主要負責義邑發起、出資和運營。僧人則在義邑中稱邑師,或者徑稱比丘、比丘尼,他們除了在義邑中講經說法,也為俗眾在造像、建塔、立寺、建齋時提供指導,可以說是義邑中的精神領袖。義邑雖然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之上,但其中也有層級之分,邑主和具有各種頭銜的功德主,以及由僧尼擔任的邑師,屬于其中的上層,而邑子等普通信眾,僅以“會員”的方式出資,對于義邑中的重大事項,并無決策的權力。以上種種,不僅是基于各自頭銜的差異,也在造像碑上的題名位置上顯現出來。邑師、邑主等僧俗領袖,題名一般居首,而且處于顯赫的位置,普通的邑子,題名則相對靠后。這就是說,現實社會中的階級和等級差異,在義邑組織中也產生了映射。

       

      與造像記本身不受重視相類,造像題名更容易為人忽略。自明清以來,很多著錄造像記的金石著作僅僅是抄錄題記本身,對于其后的題名,則視之為無用的材料,予以舍棄。事實上,題記與題名的重要程度不相上下,某些時候,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超過前者。題記更像是對造像這件事的記錄,題名則是了解團體的組織結構的重要切入點。根據造像題名,我們能夠清晰地掌握該團體的構成情況。有些義邑組織,題名姓氏趨同,顯然是以某一家族或者宗族成員為主,表現出明顯的血緣特征。根據題名傳遞的信息,我們可以對于該義邑所在地域各個家族的權力消長進行構擬。有的義邑則是由一縣的文武官吏構成,根據題名,我們可以再現縣府的職官構成情況。有的義邑,涉及府兵制度下的各級將領,有的則由邊防軍組成,通過刻于石碑上的各種職銜,可以對于府兵的運作和邊防軍的建制加以推演。

       

      義邑中除了僧俗之別以外,也有官民之別,男女之別,甚至還有民族差別。在義邑這個外殼之下,不同階級、階層、性別、民族的信眾們統合在一起,從而也成為窺見當時民族融合和社會整合情況的重要窗口。

       

      總之,在傳世文獻所載有限的情況下,造像記為我們研究上述問題提供了一條別徑,而這些內容,則是構建中古史大廈所必不可少的基石。

       

      (作者系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來源:201931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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