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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翼鵬:中亞五國的宗教問題及其對政局的影響   中國宗教學術網 2016年7月6日

       

      在原蘇聯境內有130個大大小小的民族,其中有30多個少數民族屬穆斯林,人數較多的有:烏茲別克、塔吉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哈薩克、阿塞拜疆以及車臣、印古什、維吾爾、東干、韃靼、巴什基爾等民族。這些民族大多聚居在中亞、高加索、烏拉爾等地區。就國家來說,前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中有6個共和國為穆斯林國家,即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其中阿塞拜疆位于高加索南部,其他5國均處于中亞地區。簡言之,無論從民族角度,或從國家文化歷史來說,中亞是穆斯林主要的聚居地區,伊斯蘭教在這里有著悠久的歷史、深厚的群眾基礎和廣泛的影響。

       

      中亞地區5個共和國的面積為400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5100萬。從阿爾泰山脈到里海東西長1900英里,北起西伯利亞,南至獨聯體最南端——土庫曼的庫什卡連綿1325英里,在這塊比美國德克薩斯州大6倍、5倍于英法兩國面積總和的廣闊土地上居住著1700多萬烏茲別克人、800萬哈薩克人,400萬塔吉克人,300萬土庫曼人和250萬吉爾吉斯人——總共為3450萬人,占中亞地區人口的70%,占原蘇聯人口12%

       

      雖穆斯林在歷史上和地理上分為許多民族,各有各的文字和政府,但他們有著共同的突厥文化(70%的蘇聯穆斯林是突厥族,語言非常接近)和共同的歷史傳統,這有助于形成穆斯林的高度團結。

       

      中亞絕大部分穆斯林屬于遜尼派,局部地區有十二伊瑪目派,帕米爾山區伊斯瑪儀派較多。伊斯蘭教三大禮儀割禮、婚禮和葬禮成為人們普遍遵守的民族習俗。這里的穆斯林不大重視到麥加朝覲,而鼓勵朝拜當地的圣墓、圣地。

       

      蘇非派兄弟會在前蘇聯是被取締的。據說,它開辦秘密宗教學校和地下清真寺,是地下伊斯蘭教的主要支柱。前蘇聯一位社會學家說,北高加索的伊斯蘭教信徒有一半以上參加兄弟會。蘇非派兄弟會起源于北高加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北高加索少數民族被迫遷徙到中亞,把蘇非派兄弟會也帶到中亞,它體現高加索和中亞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和好斗的“圣戰”傳統。值得指出的是,為反對沙皇俄國入侵北高加索,1785-1791年曾爆發了由曼蘇爾教長領導的山民起義;1813年又有哈吉·穆罕默德率領伊斯蘭教蘇非派兄弟會對俄國占領者進行圣戰;從1817-1864年打了近半個世紀的高加索戰爭中,由伊瑪目沙米爾領導的達吉斯坦山民起義,整整堅持了25年之久(1834-1859)。沙米爾曾一度建立了政治軍事統一的伊瑪瑪特-伊斯蘭教長國,最終沙米爾因寡不敵眾,被俄軍俘虜,并被流放到卡盧加。但是沙米爾這種始終不向侵略者屈服的愛國主義戰斗精神,在當地人民中有極深遠的影響。

       

       

      蘇聯解體后,中亞各國伊斯蘭教力量迅速發展。據報道,3年前中亞地區只有160座清真寺,而現在已達到5000座。1989年時只有1所穆斯林大學,2所古蘭經學校,到1991年,前者增加到9所,后者發展為25所。1990-1992年烏茲別克納曼干市的清真寺從兩座增至26座。塔吉克斯坦的伊斯蘭力量發展尤為突出,塔吉克斯坦的清真寺1989年為70座,到1992年已猛增至2870座,占中亞地區清真寺總數的一半以上。中亞某些地區的伊斯蘭復興黨十分活躍,且信奉原教旨主義,該黨在烏茲別克斯坦雖被禁止,但在塔什干地區仍擁有5000多名黨員。在塔吉克斯坦,伊斯蘭復興黨于19906月成立,并于9月取得合法地位,該黨在各地建立基層組織,現在黨員人數已達7萬之眾。可以說,當前中亞各國伊斯蘭教已全面復興。

       

      中亞5國伊斯蘭教蓬勃復興有以下一些表現:

       

      大量修復和新建清真寺,修復圣地陵墓——特別是那些在反對俄國人的圣戰中死難者的陵墓,這是宗教與民族感情相聯系的反映,因此,圣地很快成為穆斯林精神生活的中心。對于去麥加朝圣活動,也逐年激增,如1989年從蘇聯到麥加的朝圣者只有25名,而到1991年則增至4000多名。

       

      伊斯蘭教義和教規重新顯示出其權威性,如封齋、舉行宗教婚禮和葬禮,每天做禮拜等均得到恢復和遵守。

       

      翻譯出版大量宗教書籍,在報紙上刊載《古蘭經》語錄,恢復和新辦宗教學校,吸引青年參加宗教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信教者的年輕化。在斯大林時期出生、在赫魯曉夫時期受教育的40歲以上的成年人對伊斯蘭教的興趣不如20-30歲的年輕人那樣大。今天的教徒中,民間長老少了,而曾經是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干部的入教者多了。1980年在塔吉克共和國的中學生中進行的調查表明:12-14歲的學生中有1/3的人信教。

       

      在上層穆斯林社會,年輕的知識分子、學生和教職員中,對充滿伊斯蘭思想的民族文化和歷史表現出新的極大的興趣,在民族意識和宗教精神之間,出現了一種共生現象。

       

      具有民族宗教復興意義的爭論還有使用字母的爭論,主張西方化者提倡廢除西里爾(即俄語)字母,采用羅馬字母(即拉丁字母)。而傳統主義者則提倡恢復使用阿拉伯字母。這種爭論的意義在于對字母的選擇將會影響人們接受哪種知識,繼而影響人們要受什么樣的文化教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斯蘭教的復興所表現出的政治色彩。蘇聯解體后,中亞各國一度處于內亂之中,后來形勢雖逐漸穩定,然而,經濟上的嚴重困難非短時間內可以解決,因此,宗教的復興與各國爭取民主和向市場經濟邁進相聯系。伊斯蘭主義的政治色彩也表現為爭取民主和進一步民族獨立。各國穆斯林民主派,大多在伊斯蘭教教義基礎上參加社會變革,形成伊斯蘭教派與其他民主派的攜手聯合。而在政治斗爭中又得到中東國際穆斯林的支持。

       

      伴隨著政治經濟斗爭的復雜形勢,宗教的偏激和左傾也難免,例如伊斯蘭復興黨組織的出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滲透等。

       

      然而,中亞的伊斯蘭教徒大多數屬于遜尼派,不會輕易地接受伊朗什葉派教義。目前在政治經濟上基本上傾向于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對原教旨主義的過激手段及其政教合一主張也基本上采取抵制態度。烏茲別克斯坦總理穆塔洛夫明確表示,原教旨主義不符合烏茲別克斯坦的國情,該共和國政府“將盡力扼制這一潮流”;吉爾吉斯斯坦總統表示,他要使吉爾吉斯斯坦人免遭“共產極端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危害”;土庫曼斯坦總統尼亞佐夫表示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不信任”,要采取各種辦法加以抵制;哈薩克斯坦總統反復表示他要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出現原教旨主義”。總的看來,原教旨主義在中亞雖有影響,但在中亞大多數國家的政治、社會基礎并不十分雄厚,不會發展到伊朗那樣激烈。

       

       

      中亞5國在伊斯蘭教復興方面又各有自己的特殊情況。

       

      (l)哈薩克斯坦伊斯蘭化的時間較晚,伊斯蘭教的影響不如在中亞其他共和國那么大。宗教生活在農村較為活躍,而在城市居民中則較淡薄。

       

      據歷史記載,哈薩克斯坦人的祖先皈依伊斯蘭教的時間比過去伊朗薩珊王朝一部分南端各民族皈依伊斯蘭教要晚近千年。哈薩克斯坦境內很少有發達的大城市,缺少規模大的清真寺,幾乎沒有宗教學校和圖書館,也幾乎沒有受過阿拉伯和波斯經典教育的教士,伊斯蘭教規對人們沒有嚴格的約束。也就是說,在居民中伊斯蘭教規沒有普遍被采用。法律事務并不依據教法,而是靠習慣解決。因此有一種說法,認為哈薩克斯坦不能算是穆斯林文化輻射的典型區域。從歷史上看,在中亞各民族中,哈薩克是最早受俄羅斯影響的民族。

       

      盡管哈薩克受伊斯蘭影響較弱,然而它畢竟屬于穆斯林國家。因此,自蘇聯解體后,它也很快步入伊斯蘭教復興當中。1988年以來,隨著“改革”步伐的加快,哈薩克人的民族意識迅速發展,而這種意識中,仍以宗教意識所占比重為大。在宗教復興中,拉特別克·烏雷·內桑巴耶夫發揮了作用。他于19901月由卡迪(教法執行官)當選為哈薩克的大穆夫提。他曾畢業于布哈拉伊斯蘭學校,曾到利比亞伊斯蘭大學深造。在他的努力下,僅19901年在哈薩克境內就開放了87座清真寺,1991年增至150座。為解決清真寺缺少伊瑪目的問題,他主持創辦了阿拉木圖高級伊斯蘭經學院,招考2年制學生。他認為青年人對伊斯蘭教發生興趣的原因,主要是青年人對過去的社會實踐感到絕望,那種口頭上宣傳的理想與實際生活相矛盾,而當這種實踐終止、理想破滅之后,傳統的宗教精神便得以復活,人們便轉向安拉。他認為宗教宣傳的道德價值,能鞏固人們對善、和平、和諧、忠誠、相互尊重和容忍的信仰,這也是于伊斯蘭教信仰之中,摻入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文明。

       

      哈薩克斯坦有大量俄羅斯人,因此,穆斯林和東正教徒之間的關系向來成為社會問題之一,該國政府也高度重視這一社會現象。因為哈薩克斯坦伊斯蘭教狂熱主義影響不深,在伊斯蘭教信徒和非信徒之間并不存在突出的對抗,民族之間基本上是友好的。

       

      哈薩克斯坦內部形勢相對穩定,不像塔吉克斯坦那么動蕩,但也潛藏著不安定因素。納扎爾巴耶夫總統曾公開聲明:哈薩克反對以種族或宗教組成集團。他認為哈薩克應走土耳其式道路,即政教分離,類似西方的世俗政治,因此要抵制伊朗原教旨主義,以免破壞穩定。納扎爾巴耶夫還聲稱,盡管他本人和其他哈薩克人承認自己是穆斯林,但是他們不贊成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認為原教旨主義在哈薩克不能成事。納扎爾巴耶夫這一宗旨,對于協調哈薩克斯坦與獨聯體,特別是與俄羅斯的關系十分重要,是一種明智的主張。

       

      (2)塔吉克斯坦的伊斯蘭教于8世紀由阿拉伯人通過武力傳入,比哈薩克斯坦早一個世紀。他們的毛拉懂阿拉伯語,法官在法庭上用伊斯蘭教規斷案。他們本民族的宗教和文化意識很強,基本上不受俄國的影響。塔吉克斯坦的民族屬于印歐語系伊朗語族,該國雖不與伊朗接壤,然受伊朗影響較深。被認為是中亞各共和國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最活躍的地區。

       

      塔吉克大部分穆斯林信奉遜尼派(哈乃斐教法學派),山區居民(主要在戈爾諾-巴達赫尚州)信奉什葉派(伊斯瑪儀派)。還有6個蘇非派兄弟會,近年來與阿富汗的穆斯林圣戰者來往甚密。

       

      1988年以來,宗教生活日趨活躍,恢復了葬禮中的80種儀式,還恢復了訂婚大收彩禮之風。19909月通過《信仰自由和宗教組織法》。宣布開齋節、宰牲節和那吾魯孜節為公休日。1990年在首都杜尚別建立第一所伊斯蘭教經學院,招收140名學生入學。在宗教教育方面也得到了伊朗大力資助,伊朗自1991年底起為370名學生學習伊斯蘭教提供經費。清真寺也迅速增加,1989年有清真寺70座,1990年增至90座,1991年增至124座,1992年則上升到2870座。此外還有3000處禮拜堂。瓦哈比運動開始在塔吉克出現,這個運動在歷史上被稱為“宗教政治派別”,要求清除伊斯蘭教義中后來增加的成分,即反對“現代化”。它提出的政治要求是聯合所有穆斯林建立伊斯蘭國家。還有原在地下活動的“塔吉克斯坦伊斯蘭復興黨”于1990年公開亮出旗幟,并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蘇聯解體后,在塔吉克斯坦出現兩股敵對的政治力量,一股是共產黨或親共產黨的力量,他們在最高蘇維埃和政府中居多數,在伊斯蘭教界中也有部分同情者或支持者,如庫利亞清真寺負責人,人民代表海達爾毛拉。這股力量也發生分化或新的組合,然而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仍保留傳統,與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有極不相同之處。

       

      另一股力量是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為核心,他們與民主黨(主席紹德蒙·尤蘇波夫)、拉斯塔海茲(復興)人民黨(實際是塔吉克人文知識分子俱樂部,為首者托希爾·阿布杜·德扎博爾,在非塔吉克人和農村地區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組成了反對派。

       

      在原教旨主義者或伊斯蘭運動中,又包括兩種力量。一是前面提到的伊斯蘭復興黨,1990年率先成立,主席穆哈馬德沙里夫·希烏佐達。該黨發展很快,在全國各地建有基層組織,在一些重要機關設置黨代表,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武裝戰斗隊,他們的目標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

       

      二是官方承認的伊斯蘭宗教界的精神領袖、最高教法執行官,38歲的阿克巴爾·圖拉忠佐達及其信徒。這一派屬于民主反對派集團。圖拉忠佐達宣稱:“我贊成一個帶有自由經濟的議會性世俗國家。宗教必須與國家分離,以便使社會的弊端不會安在伊斯蘭教的頭上”。這表明圖拉忠佐達派與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復興黨的立場仍有明顯的不同。即使在復興黨人內部,其政治主張方面也不盡一致,如伊斯蘭復興黨領導人達夫拉特·烏斯蒙也主張:建立伊斯蘭共和國是一種理想,近期并無可能。因為宗教同國家分離已70年了,這種狀況不會輕易改變。因此,他贊成當前應建設一個法制的議會國家。

       

      以上反對派幾股力量取得了比較一致的主張,認為塔吉克斯坦將來必須是總統制共和國,但是在共和國政府中不能讓共產黨人占優勢。

       

      塔吉克斯坦受原教旨主義影響比中亞其他國家多,但是原教旨主義的口號及其激進行動,對大多數居民來說并不適應。因為人們希望伊斯蘭宗教生活給社會帶來穩定,以盡快恢復經濟,渡過難關,因此,伊斯蘭激進主義不僅受到了各居民階層的強烈對抗,而且也遭到部分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的反對。

       

      近來在塔吉克斯坦與阿富汗邊界發生的戰斗,雖是塔吉克分裂分子挑起的,也反映出塔吉克的國內矛盾,這對該國內部穩定和恢復經濟極為不利,人民對邊境挑釁是不滿的,其發展趨勢將使原教旨主義受到更多的抵制,塔吉克斯坦的前景盡管會曲折和困難,但它仍將走世俗的和民主的途徑。

       

      (3)吉爾吉斯共和國,人口436.7萬人,其中吉爾吉斯族占45%。吉爾吉斯人操吉爾吉斯語,其文字以俄文字母為基礎。大多數居民信仰伊斯蘭教遜尼派。

       

      伊斯蘭教于8世紀傳入吉爾吉斯,9世紀中葉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宗教,直到15世紀后半期吉爾吉斯民族基本形成。然而由于該民族長期處于游牧生活的特點,社會組織松散,伊斯蘭教的滲透并不太深。據俄羅斯《獨立報》1993113日介紹:吉爾吉斯人與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不同,他們過去是游牧民族,從來不是虔誠的穆斯林。該民族保留了許多拜物教的儀式,沒有完全接受伊斯蘭教的生活方式,而只是在純日常生活這一層次上才信仰它,甚至連宗教儀式也不那么嚴格遵守。例如,比什凱克清真寺中的虔誠教民大多數是烏茲別克人。學者們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吉爾吉斯人的“非宗教性”。據比什凱克工學院社會學家的調查資料,在奧什州只有10%的吉爾吉斯人贊成建立伊斯蘭國家。

       

      吉爾吉斯對恢復伊斯蘭教傳統比較審慎。自戈爾巴喬夫“改革”以來,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尊重,信教人數迅速增加。1985年全國有30余座清真寺,到1990年已增至60多座。這種趨勢仍在發展;伊斯蘭教影響的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大。這個共和國經濟比較落后,居民生活貧困,然而在宗教生活上卻毫不吝嗇。據19926月俄羅斯《消息報》透露,在吉爾吉斯,伊斯蘭教人士提出要在每個村莊建一所清真寺。前些時候由于自然災害嚴重,損失達40億盧布,學校尚未恢復,住房也得重建,但清真寺工程卻不斷上馬。宗教界要求將有歷史價值的宗教建筑物和其他設施移交給穆斯林信徒。要求協助穆斯林到他們最向往的麥加朝覲。穆斯林也積極與國家和社會組織合作,參加各種慈善事業活動。隨著清真寺大量出現,缺少訓練有素的伊瑪目。一些冒名的傳道者常常借人們對先知教誨的無知以售其奸,把許多人引向歧途。

       

      吉爾吉斯當局不扶植伊斯蘭教,他們強調選擇非宗教的發展道路,禁止成立宗教政黨,譴責伊斯蘭狂熱主義。然而民族主義分離勢力和伊斯蘭教的崛起,仍給這個國家的安定帶來麻煩。如在奧什州25%的烏茲別克人主張建立伊斯蘭國家。在費爾干納盆地吉爾吉斯所屬地區有伊斯蘭教復興黨在活動,該黨的骨干分子為烏茲別克人。

       

      (4)馬茲別克斯坦共和國。伊斯蘭教恢復和發展很快。20世紀30年代,烏茲別克斯坦大部分神職人員被消滅,或被關進集中營。十月革命前,撒馬爾罕共有清真寺和宗教學校150座,塔什干有300座,布哈拉有430座。這些清真寺成為宗教中心和文化科學教育藝術中心,在斯大林年代在與宗教和蒙昧作斗爭的口號下,全部被關閉,大量宗教文獻被毀。現在街上又建起了清真寺,每天清晨到處可聽到宣禮塔上傳出呼喚穆斯林禮拜的聲音,甚至使外族人產生一種“異域感

       

      1987年,在卡代卡達里亞地區的古扎爾區進行的社會調查表明,在70%遵守宗教習俗和法規、參加宗教活動的教徒中,有80%受過高等教育。也是在1987年,伏龍芝中亞記者特別研討會上,科學院無神論研究所烏茲別克研究室主任A·庫奇卡諾夫嚴肅地說,在烏茲別克“實際上信教程度農村和城市一樣,在一些地區,信教者已占人口的98%”。烏茲別克的穆斯林提出:“他們(指俄國)必須歸還我們的歷史”。烏茲別克雖屬突厥語系,但是很多人以波斯語為第二語言。他們的毛拉懂阿拉伯語,法官用伊斯蘭教規斷案。

       

      1989年在地方政權機構登記注冊開放的清真寺有120座,其中69座為古建筑,曾被當作倉庫,或用于其它經濟目的。從前被封存在烏茲別克斯坦民族歷史博物館內的《奧斯曼古蘭經》重新回到了穆斯林手中,而且初次計劃翻印達5萬冊。在《東方之星》(烏茲別克文和俄文版)雜志上刊出了《古蘭經》經文,這成為伊斯蘭教復興的信號。

       

      在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復興黨的發展僅次于塔吉克。在費爾干納谷地,伊斯蘭復興特別顯著,1992年在那里出現以“伊朗革命衛隊”方式組建的組織,那里是蘇非派伊斯蘭的傳統領地。

       

      烏茲別克內部形勢比較穩定,國家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有所抵制。

       

      (5)土庫曼斯坦與伊朗接壤,擁有1700公里長的共同邊界,在伊朗有100多萬土庫曼斯坦人。該國受原教旨主義影響較深,居民中大多數信仰遜尼派,也有相當數量的蘇非派,與伊朗什葉派有區別。伊斯蘭教復興也以南部與伊朗、阿富汗鄰近地帶氣氛較為濃厚。土庫曼斯坦獨立不久,伊朗率先在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設立官方代表處,并敦促土庫曼斯坦總統尼亞佐夫成立65人委員會討論兩國鐵路接軌問題。

       

      歷史上土庫曼人部落在被俄羅斯征服之前,曾靠掠奪伊朗人為生,并在中亞的奴隸市場上販賣伊朗戰俘。目前伊朗雖積極支援土庫曼,19922月德黑蘭首腦會上,伊朗宣布每年向土庫曼斯坦提供650萬噸原油,并援建石油加工廠,還將積極與土庫曼斯坦聯合開發卡拉庫姆油田。另外,伊朗還加緊向土庫曼人進行廣播宣傳。

       

      盡管土庫曼斯坦愿意并歡迎同伊朗發展經貿關系和開展友好往來,但對伊朗原教旨主義卻存有戒心。總統尼亞佐夫在1992224日答《生活》周刊評論員時說:“土庫曼斯坦應該走一條民主的非宗教性國家的道路”,稱“政府的方針既清楚又明確,即建立一個非宗教性國家”。次日土庫曼斯坦外長庫利耶夫說得更明白,與伊朗發展關系“目的不是使自己的國家伊斯蘭化,而是進行有利的合作”。

       

       

      目前中亞各國面臨復雜的國內和國際形勢。由于穆斯林的國家性質,各國目前直接受中東穆斯林國家影響,例如伊朗、土耳其、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等國均對中亞施加影響。其中影響較大的是伊朗和土耳其,之后為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

       

      目前中亞來自國際的影響有兩股大的潮流,一為泛伊斯蘭主義,一為泛突厥主義。前者以伊朗為代表,后者以土耳其為代表。這兩股潮流又各有其不同的國際背景。伊朗鼓吹泛伊斯蘭主義,希望在中亞復活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于中亞各國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而土耳其則大肆宣傳泛突厥主義,希望中亞各國仿土耳其的模式建立政教分離的世俗政權,以促進突厥語民族與土耳其合作。

       

      泛伊斯蘭主義被稱為宗教民族主義,泛突厥主義被稱為種族民族主義。中亞5國,塔吉克斯坦屬伊朗族語系,1992219日,伊朗宣布建立“波斯語協會”,總部設在德黑蘭,參加者有伊朗和塔吉克以及阿富汗境內的塔吉克人。其它4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屬突厥族語系,為土耳其突厥主義的爭取對象。

       

      由于中亞5國均信仰伊斯蘭教,而其中4國為突厥族語系。因此,中亞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雙方的影響。所不同的表現為政治傾向上,是走伊朗政教合一之路,還是走土耳其政教分離之路。

       

      泛伊斯蘭主義來自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泛突厥主義還表現為土耳其身后有西方大國的支持。下面對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加以分別敘述:

       

      第一,關于泛伊斯蘭主義:伊朗仇視西方,由于它有強大的石油經濟為后盾,它以全球10億穆斯林的領袖自居,夢想建立西起歐洲邊緣,東到印度次大陸,北及中亞、高加索的伊斯蘭共同市場。伊朗國內的原教旨主義者甚至認為有重建波斯帝國的希望。

       

      伊朗試圖恢復建立“里海合作區組織”,它利用較強的地緣優勢,試圖在封閉的中亞和外部世界之間充當橋梁,成為中亞地區最近的出海口,而中亞又是它的石油、天然氣和食品的出口市場。

       

      19921月,伊朗成為第一個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設立大使館的國家。伊朗還派出大量神職人員到塔吉克斯坦布道,其宗教影響已在伊斯蘭復興黨和民主派組織聯手發起的“倒閣”風潮中顯現出來。

       

      截至1992年,短短幾年內,伊朗已向中亞諸國提供了5億美元以上的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沙特阿拉伯也積極向中亞灌輸泛伊斯蘭主義,這里應當說明,泛伊斯蘭主義并非僅僅是原教旨主義,沙特阿拉伯注重以研究伊斯蘭教形式審慎地向中亞滲透,稱之為“綠化中亞”,即“伊斯蘭化中亞”。它憑借“世界伊斯蘭中心”(又稱“伊斯蘭世界聯盟”)1989年一次免費向中亞贈送100萬冊《古蘭經》,并于麥加朝覲期間對中亞人大量開放,沙特國王頒旨:“俄國來的穆斯林是我最尊貴的客人”。對來自中亞的朝覲者全部免費食宿,提供交通便利等。沙特阿拉伯還大批接受中亞的免費留學生,在中亞各國建立“伊斯蘭中心”的分支機構。19918月開始,沙特撥款45.7萬美元在吉爾吉斯援建清真寺和經學院。

       

      在中亞,伊斯蘭教已超出單純的個人信仰,它正迅速成為一種政治傾向。在中亞,發生的一種新的宗教和民族意識的共生現象被稱為“瓦哈比主義”,其活動區域甚廣,“瓦哈比派”教徒經常也是蘇非派兄弟會的骨干。它的成分比較復雜,它企圖恢復中世紀伊斯蘭教的生活方式,對穿戴歐式服裝和主體民族婦女的解放持否定態度。這是值得注意的發展趨向,這種狀況已為政府所擔心。但從總的發展趨勢來看,仍還有一定限度,因為群眾中大部分,特別是青年和婦女,并不能容忍這種類似中世紀教法的約束,而起到抵制的作用。

       

      中亞的土著人絕大多數屬于伊斯蘭教的遜尼派,遜尼派教徒向來受世俗權力的約束,因為在好幾個世紀里,遜尼派的精神領袖哈里發也是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蘇丹。他們的教士在宗教生活中雖然重要,但沒有伊朗或黎巴嫩教士擁有的影響和權力。因此,中亞的幾個共和國不可能具有類似伊朗那樣的神權政治。然而,這并不能忽視伊斯蘭原教蘭主義在這個地區繼續發展并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在中亞的一些城鎮,仍可看到婦女們因穿短袖衣衫外出而遭侮辱或遭頑童們投擲石子的現象。

       

      不容置疑,伊斯蘭教是形成中亞文化特征的最重要因素,這一宗教對中亞大眾的影響比東正教對俄羅斯人的影響還要大。而且,因為中亞5國宗教意識的覺醒與它們掙脫經濟危機以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同步發展。它們都需要來源于中東穆斯林國家的經濟援助。因此,它們雖不傾向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又不可能不接受來自伊朗等國的宗教影響,這構成宗教與政治的復雜情況,而這也是我們研究中亞目前伊斯蘭教現狀時應當認真和審慎對待的。

       

      第二,關于泛突厥主義:土耳其與伊朗的區別,是它企圖以泛突厥主義把中亞突厥語系的穆斯林國家引向非宗教的面向西方的土耳其模式,從而抵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推進。

       

      當前泛突厥主義已與歷史上奧斯曼帝國時代的泛突厥主義有區別,具有其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的內容。

       

      19922月,由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組成的“經濟合作組織”在德黑蘭舉行首腦會議,接納中亞地區的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和高加索地區的阿塞拜疆為成員國。哈薩克斯坦為觀察員。土耳其和伊朗的政治主張雖有區別,但它們均信仰伊斯蘭教,屬不同教派,因此它們在利益上既有沖突,又有聯合。而中亞各國為從雙方獲得利益,則對雙方都有迎合。這就使得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在中亞地區表現甚為復雜。

       

      19981030日在安卡拉,土耳其主持召開了突厥語族6(包括中亞幾個突厥語國家)首腦會議,簽署了發展經濟關系的《安卡拉宣言》。

       

      盡管當前泛突厥主義已與歷史上的泛突厥主義不同,然而,土耳其仍因其企圖成為突厥語系各國的領袖,擴張它的國際影響,有時也對泛突厥主義表現野心勃勃,它甚至產生重新建立奧斯曼帝國的夢想。奧斯曼帝國是伊斯蘭統一體,在它的旗幟下,土耳其就是伊斯蘭的象征。它企圖從亞得利亞海到中國的長城,廣泛地將“穆斯林突厥兄弟”聯合起來。

       

      土耳其鼓吹的泛突厥主義在中亞突厥語族諸國發生影響,因為這些國家的國情一方面是它們獨立后,迫切希望建立地區性的合作或聯盟,以新的經濟共同體爭取渡過困難。又一方面是土耳其走過的經濟轉型的道路,即由封閉的農業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轉換之成功,這促使它們將仿效“土耳其模式”。這一模式也是世俗化的、西方的和民主的模式。這適應了美國阻止原教旨主義在中亞發展、阻止中亞走“伊朗模式”的努力。因此,土耳其的泛突厥主義雖不可能實現,而其吸引中亞各突厥語系伊斯蘭國家,實現某種可能的近期合作,則具有現實意義。這也是中亞各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獲取西方資本主義援助的一個途徑。土耳其之傾向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使它可以起到中亞與西方資本主義發生聯系的橋梁。而且中亞突厥語系國家共同市場的形成也為它帶來利益,因此,土耳其也花大力量援助中亞各國。據土耳其進出口銀行199210月統計,中亞國家從它獲得的出口信貸總承諾額為6億美元。

       

      在中亞,泛突厥主義以哈薩克反應最強。這是因為哈薩克的伊斯蘭影響不如中亞其他國家深,在對待伊朗和土耳其的影響方面,它比較傾向于土耳其。199221日,《俄羅斯報》發表了納扎爾巴耶夫答《新聞報》記者問,提出建立“突厥聯盟”設想,這使人們對中亞的走向有了新的估計。納扎爾巴耶夫還說過:“我們對土耳其懷有特殊的興趣,該國信仰伊斯蘭教,卻在建設世俗國家。土耳其的發展道路完全適用于我國”。

       

      目前中亞各國,由于其內部政治經濟的狀況仍處于艱難的過渡時期,隨著國家的獨立,舊的政治經濟體制瓦解,新的政治經濟體制又未建立起來,如何擺脫社會危機,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成為當前最迫切的問題。各國不同程度的伊斯蘭復興是對前蘇聯,特別是斯大林時代民族不平等、壓制甚至扼殺宗教信仰自由的一種反動,也是由于各民族之間相同的宗教信仰有助于促成地區的合作和發展。因此,對宗教的復興不能僅僅視為消極現象。當前中亞各國要復蘇經濟,建立完整的市場經濟,必須考慮并借助三方面的因素,并從三方面得到好處。一是因宗教信仰一致而借助于中東穆斯林石油大國,二是借助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援助,三是調節好與原蘇聯各國的關系。這就使中亞各國的對外關系處于十分復雜的矛盾狀況,一方面有伊斯蘭教復興,熱切希望于伊斯蘭世界獲得援助;一方面又傾向于西方,寄希望于西方,走西方的民主模式,因此表現為容易接受的是伊斯蘭現代主義,原教旨主義有影響,但并不熱烈。這種矛盾狀況決定了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都有影響,然而這哪一方最終占有優勢,就要看國際間不同力量的消長以及各國內部未來的走向了。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東歐中亞研究》1994年第3期,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年紀念文集[1964-2014]》下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12月出版)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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