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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曉龍:對宗教、民族、國家安全的統一考量——試論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的理論特色與理論內涵   中國宗教學術網 2016年12月16日

      [內容提要]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不是孤立地對宗教予以考察,而是將宗教納入“宗教、民族、國家安全”這張錯綜復雜的現實關系之網中加以全新認識。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創造性運用。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可概括為八個要點:(1)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2)區分合法宗教活動與打著宗教旗號的違法犯罪活動;(3)構筑打擊“三股勢力”的“銅墻鐵壁”與“戰斗堡壘”;(4)以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促進宗教和順、民族團結;(5)構建各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群眾的“共有精神家園”;(6)保障宗教組織領導權在愛國人士手中;(7)鞏固和發展中國共產黨同宗教界的統一戰線;(8)強化邊疆干部隊伍建設。

       

      [關鍵詞]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宗教與民族;宗教與國家安全

       

      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重大發展與最新成果,是一個開放的、以實踐為根據的動態發展的思想體系,其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研究宗教問題,牢牢抓住了宗教的客觀發展規律,體現著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的統一。

       

      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不是孤立地對宗教予以考察,而是將宗教納入“宗教、民族、國家安全”這張錯綜復雜的現實關系之網中加以全新認識。

       

      一、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的產生背景及特點

       

      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是從習近平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的具體實踐而來,其理論精髓服務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以下簡稱“四個全面”)的實現,其理論特色在于“將宗教、民族與國家安全統一考量”。

       

      “四個全面”的實現受“邊疆局勢”、“民族關系”、“宗教問題”之影響;而邊疆局勢、民族關系又會受宗教問題的影響。

       

      由于長期的歷史原因,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一直落后于內陸地區,社會穩定問題也日益凸顯,成為制約“四個全面”實現的“短板”。如果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與內陸地區差距過大、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無法保障,“全面”便無從談起。“邊疆地區特殊的戰略地位”[1]決定了:治國則必先治邊。但近年來,宗教極端主義勢力與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以下簡稱“三股勢力”)相勾結,歪曲宗教義理,煽動民族仇恨,嚴重威脅著邊疆的繁榮穩定與社會發展,危害著國家安全。20144月習近平在考察新疆時提出,“新形勢下,新疆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要放在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上。這是做好當前新疆工作的總目標”[2];“反對民族分裂,維護祖國統一,是國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3]20158月,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強調:“西藏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必須放到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上來,把實現社會局勢的持續穩定、長期穩定、全面穩定作為硬任務,各方面工作統籌謀劃,綜合發力,牢牢掌握反分裂斗爭主動權。”[4]

       

      現實中,宗教問題、民族關系問題錯綜復雜地與國家安全(特別是邊疆穩定)聯系在一起,而宗教問題又是這三者之中的核心環節。在我國,宗教與民族、邊疆地區有著天然聯系。一方面,“歷史上,多個民族曾信仰過多種宗教,宗教在這些民族中有著廣泛而厚重的社會和群眾基礎”[5];宗教對這些民族的歷史、文化、民族心理、民族性格、風俗習慣的形成與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對于這些民族而言,宗教情感往往就是民族情感。另一方面,由于歷史原因,我國信教群眾的區域分布特點較為明顯,主要集中在“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地區”[6],而在新疆、西藏等地區又存在全民族信教的特點。這兩方面共同決定了:在邊疆地區,民族情感往往與宗教情感相重疊,兩種情感并發性出現;一些社會問題如處理不當,就會同時傷害到部分少數民族群眾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產生了“被剝奪感”的人們會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自發性整合為共同體,而產生排外性、封閉性乃至宗教狂熱情緒,同時也極易接受境外敵對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所炮制的“宗教極端思想”和“民族分裂思想”,被洗腦之后成為從事暴恐活動的暴徒。當前宗教極端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再次擴張,而在我國達賴集團和“東突”恐怖勢力進行的分裂破壞活動和暴力恐怖活動從未停止,“2013年發生在中國境內的暴力恐怖主義襲擊有10起,暴徒均為宗教極端分子,暴恐案件呈現出地域擴大、以政府機構和軍警為主要襲擊目標等新特點”[7]。打著宗教、民族旗號的突發事件和群體事件嚴重威脅國家安全、社會穩定。

       

      所以,宗教在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安全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而言,民族與宗教是社會運行的兩大基本要素,各族人民的融合及各宗教或教派的和諧已經成為影響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宗教問題、民族問題已經與國家的經濟、政治、法律、軍事、文化以及外交密切地交織在一起,滲透到我國各個領域。就國家安全而言,宗教問題是困擾多民族國家對其社會成員有效整合的關鍵問題,多民族國家強力塑造的社會“共識”常常會遭受某些個別宗教和個別信教民族的抵制,社會就會不時出現影響國家安全的危機事件。這使宗教問題成為影響民族團結、國家安全的潛在或現實重大因素。當今,企圖“顏色革命”的西方霸權主義妄圖在宗教問題上打開分裂中國的缺口,極端主義流行、暴恐活動滲入、周邊國家民族宗教沖突不斷、國內人們階級意識淡化民族宗教意識增強,這些因素使宗教工作在國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使邊疆成為在國家未來發展中更為重要的地帶。另外,當前我國也有一些不法分子打著宗教旗號從事邪教和其他迷信活動,這些犯罪活動也嚴重危害著社會穩定。現實已經迫切要求我們不能孤立地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要著眼于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的大局,整體性地認識宗教、民族與國家安全。

       

      以問題意識為主導、從實踐中來的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正是將宗族、民族、國家安全這三者統一在一起進行考量的。“將宗教、民族與國家安全統一考量”是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的重要理論特色。在20155月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就將“宗教工作”與“民族工作”聯系在一起進行論述,指出“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全局性工作”[8]。當前,中國處于實現“四個全面”的歷史關鍵期,人們對宗教的認識和態度日益多樣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國宗教領域出現了“信徒數量快速增長、信徒結構強烈變化,現有宗教格局面臨沖擊和挑戰,宗教的國際因素和影響逐漸加大,宗教和民族的復雜性和政治敏感性增強”[9]等新情況和新問題。針對現實國情和具體問題,習近平總結實踐經驗,在“一系列論述和講話”[10]中深刻闡釋了關系到“宗教、民族與國家安全”的一系列命題:宗教與依法治國、宗教與反恐、宗教工作與邊疆跨越式發展及邊疆地區民生事業的改善、宗教與各民族文化交融、宗教與少數民族思想教育及精神家園共同體建構、宗教工作與統戰工作、宗教工作與邊疆地區干部隊伍建設及邊疆地區基層組織完善。

       

      二、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的哲學基礎

       

      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創造性運用。

       

      習近平基于發展與聯系的根本立場、觀點、方法,戰略性、全局性、系統性地審視民族、宗教與國家安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認為宗教作為人類社會階段性的歷史現象,有其發生、發展和消亡的客觀規律。習近平認為,“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現象。它是社會意識形態,又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載體”。[11]

       

      整體上,習近平以“面向未來”的發展眼光把握宗教。(1)他倡導宗教積極勸善的一面:“作為一種文化,我很注意看宗教方面的著作,宗教在勸人向善方面有很多智慧,有很多有益的闡釋”。[12](2)他倡導宗教在各民族國家友好交往、不同文明間互相交流的外交工作及民族文化交融上發揮積極作用。20135月,他說:“基里爾大牧首這次訪華是兩國宗教交往的一部分,也體現了中俄兩國高水平和特殊友好關系,有助于加深相互了解。希望俄羅斯東正教會和基里爾大牧首為促進中俄友好關系發揮更大作用。”[13](3)他倡導宗教“發揚愛國愛教、團結進步、服務社會的優良傳統,在積極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方面不斷邁出新步伐,使宗教與我國社會和睦相處,各宗教之間和睦相處,使信教群眾同不信教群眾、信仰不同宗教的群眾,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下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14]

       

      習近平以普遍聯系的思維方式、面向世界的戰略視角把握宗教、民族與國家安全之關系。他認為,“要樹立大局意識,善于從大局看問題,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放眼一切方面。”[15]習近平指出,“必須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認識宗教問題的特殊復雜性,積極穩妥地做好宗教工作”。[16]一方面,習近平鼓勵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宗教的交流互鑒,提出“我們應該推動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諧共處,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17]。另一方面號召世界各國要在國際上遏制“藏獨”、“東突”等分裂勢力的破壞活動,防范國際暴力恐怖活動的蔓延;例如在2014年北京APEC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就“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達成重要共識:雙方“同意在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基礎上開展國際反恐合作”,“幫助有關國家實現經濟社會穩定與發展,加強反恐能力建設”等[18]。習近平將宗教與國內國際安全形勢、政治、文化、歷史等諸多因素普遍聯系起來進行考量,透過紛繁復雜的表面現象把握事物本質和發展內在規律,做到了既抓住重點又統籌兼顧,既立足當前又放眼長遠,既熟悉國情又把握世情。

       

      習近平論述宗教、民族與國家安全是以矛盾分析法為基本方法論。習近平認為,“辯證思維能力,就是承認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善于抓住關鍵、找準重點、洞察事物發展規律的能力”[19]。在指導西藏工作方面,習近平既強調其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又強調其特殊矛盾——各族人民同以達賴集團為代表的分裂勢力之間的矛盾。習近平堅持“重點論”,強調經濟發展是民族團結的關鍵,社會穩定與長治久安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堅持宗教信仰自由與打擊“三股勢力”是社會穩定與長治久安的關鍵,同時強調打擊“三股勢力”要劃分重點區域,打準要害部位。習近平善用“兩點論”,提出“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20],既鼓勵宗教發揮積極作用,促進社會穩定和發展,又要求防止宗教被不法分子利用;既認為在依法管理宗教方面不能管得太死,又提出要嚴密防范和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既堅持打擊暴力恐怖活動戰略上要勇于進取,又強調戰術上的穩扎穩打;既要求人民干警對“三股勢力”下重拳、出狠手、打準要害、打出聲威;又提出發動群眾、教育群眾、群防聯合、群防群治,構筑反恐維穩的銅墻鐵壁。

       

      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體現了治本態度與底線思維的統一。治本態度就是努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決心;底線思維能力,就是客觀地設定最低目標,立足最低點,爭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種積極思維能力。習近平的治本態度正是體現在其要維護國家長治久安、實現各民族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堅定決心上;而習近平的底線思維體現在其要“一環扣一環地解決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穩扎穩打,久久為功,有準備地面對壞情況”的戰略定力上,習近平認為“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多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才能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21]

       

      三、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的理論要點

       

      “問題倒逼”思維貫穿于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22]。就宗教問題而言,習近平提出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切實加強對宗教工作的領導,定期研究、部署和檢查宗教工作,特別是要注意及時發現新情況、解決新問題”[23]。當前,“人口流動”帶來了“宗教流動”,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涌入城鎮,東西部人口雙向流動,不同宗教信仰的群眾跨區域遷移,共同促使中國原有宗教格局發生變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趨勢增強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糾紛上升并存,反對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暴力恐怖斗爭成效顯著和局部地區暴力恐怖活動活躍多發并存。”[24]習近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緊密聯系實現“四個全面”形勢下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發展了關于正確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觀點、方針。

       

      ()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習近平認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25]《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高舉民族團結大旗,依法妥善處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會問題,促進民族關系、宗教關系和諧。”[26]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宗教加大對外交流、擺脫自我封閉進而活躍于世界舞臺,而境外勢力也趁機利用宗教加緊對中國的滲透活動。他們或插手中國宗教事務,或直接控制某些中國宗教組織,以實現他們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企圖。習近平曾一再表示:“我國的和平發展不會一帆風順。我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涉及我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我們要敢于劃出紅線,亮明底線。”[27]習近平認為,處理宗教問題的基本原則就是“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御滲透、打擊犯罪”[28]。習近平以法治思維強調綜合施策、以法治方式強化疏堵結合;在執法目的上,習近平要求保障信教群眾的合法宗教需求、依法保障宗教活動在法律框架下有序進行、依法保障宗教愛國人士的宗教組織領導權;在執法方式上,習近平強調對宗教極端違法犯罪活動出重拳、下狠手、堅決打擊,又要求“依法保障信教群眾正常的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眾的習俗,穩步拓寬信教群眾正確掌握宗教常識的合法渠道”[29];在執法重點上,他要求強硬治理“非法宗教活動、非法宗教宣傳品、非法宗教網絡傳播”,在傳播渠道上切斷宗教極端思想的蔓延,使宗教“去極端化”。

       

      ()區分合法宗教活動與打著宗教旗號的違法犯罪活動

       

      習近平認為打著宗教旗號的違法犯罪活動已經不再屬于宗教范疇,要嚴格劃清三個界限,即“愛國宗教團體與非法宗教組織的界限,正常宗教活動與非法宗教活動的界限以及宗教、民間信仰、封建迷信活動三者之間的界限”[30]。對于非法宗教性組織,他強調“要采取有力措施,堅決取締各種非法宗教組織,堅決剎住濫建廟宇和佛()像之風,對民間信仰活動進行正確引導和管理”[31],“對屬于違法犯罪的,不論涉及哪個民族、信仰何種宗教,都要依法處理”[32]。對于打著宗教旗號的極端主義和恐怖活動,習近平更是反復要求對其嚴厲打擊,他指出“暴力恐怖活動漠視基本人權、踐踏人道主義,挑戰的是人類文明的共同底線,既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而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敵人”[33]

       

      習近平充分肯定宗教界對我國各項事業發展所做的貢獻。20156月,習近平在接受班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拜見時,就高度贊揚了藏傳佛教教義中的揚善懲惡、平等寬容、扶貧濟困等積極思想以及藏傳佛教界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貫徹落實,廣大信教群眾積極為我國經濟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民族團結、祖國統一貢獻才智,中國的宗教信仰以倡導揚善罰惡、樂善好施、敬老愛幼、和睦鄰里等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貼近。但是,近年來和諧的宗教氣氛卻遭到一股逆流的沖擊,西方敵對勢力以“地下教會”為手段的“松土工程”與“金字塔工程”、“全能神”邪教案件、近年來新疆地區發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等等,都是極少數別有用心份子利用宗教極端思想來搞恐怖暴力活動、以宗教之名來煽動民族分裂的犯罪鐵證。

       

      暴力、恐怖無關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這世界三大宗教的基本教義都提倡和平仁愛、和睦和順,反對暴力,更嚴禁信眾傷害無辜。所以,暴力恐怖活動已與宗教根本義理背道而馳;極端思想無論以什么宗教幌子出現,其本質都是非宗教的。宗教極端勢力還極容易與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反華勢力勾結,1998年美國關于“中國人權”報告中拋出的“新疆工程”、熱比婭出境后在國際反華勢力支持下對境外東突勢力的整合,等等,都是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反華勢力妄想分裂中國,造成民族仇視、社會動亂,破壞中國人民來之不易幸福生活的罪惡鐵證。分裂勢力以“布道宣教”為名所從事的暴力恐怖、分裂國家等極端活動根本不是什么宗教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目的動機、宣傳口號、秘密組織、破壞手法,已經完全脫離了宗教范疇,分裂勢力的“宣教布道”活動其實質是違法犯罪活動。

       

      ()構筑打擊“三股勢力”的“銅墻鐵壁”與“戰斗堡壘”

       

      在打擊“三股勢力”方面,習近平的相關指導思想體現出了“戰略持久”與“戰役速決”的統一,體現出了“全局著眼”與“局部著手”的統一。

       

      習近平提出,要依靠群眾自發構建的銅墻鐵壁打擊“三股勢力”,要建設好“維護穩定、反對分裂的堅強戰斗堡壘”。“銅墻鐵壁”喻指全局、戰略,形象地指明了打擊“三股勢力”的斗爭是一項全民性、長期性的斗爭。打擊“三股勢力”是全民性的斗爭,所以我們要“牢固樹立沒有與穩定無關的地方、無關的部門、無關的人的觀念”[34]。打擊“三股勢力”是長期性的斗爭,所以我們要“保持平常心態、戰略定力,堅定信心、步步為營,積小勝為大勝,最終取得徹底勝利”[35]。“戰斗堡壘”喻指具體局部、基層一線,邊疆地區的農村是打擊“三股勢力”最重要的戰斗堡壘,“廣大信教群眾生活在基層,因此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務在基層,工作重點在基層,難點問題也在基層”[36]。所以,越是農村,越是基層,越要選好配強村黨支部書記、用好村民小組長、吸納優秀農村青年入黨,越要完善村級組織、住村工作組、村警務室“三位一體”工作機制,越要提高長期在一線工作的干警的待遇、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做到“銅墻鐵壁”與“戰斗堡壘”相結合,就要求我們既要“保持清醒頭腦,做到思想上的弦繃得緊而又緊、對策上的準備細而又細、工作上的力度強而又強,常抓不懈、久久為功,謀長久之策、行固本之舉”[37],又要“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先發制敵,露頭就打,打早、打小、打苗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用鐵的手腕予以毀滅性打擊,堅決把暴力恐怖分子囂張氣焰打下去”[38]

       

      ()以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促進宗教和順、民族團結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就曾指出:“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物質。”[39]宗教的長期性決定了宗教問題會長期地對國家安全、民族關系產生影響。宗教的物質基礎決定了,消除宗教問題對民族團結與國家安全的負面影響,關鍵是要回到經濟發展上來。正如習近平在20154月視察新疆時指出的,“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40]

       

      習近平認為少數民族地區的宗教政策落實、經濟機制優化對維護該地區的社會穩定有著重要作用。黨的宗教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于使全體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聯合起來,把他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共同目標上;其基本途徑在于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長期建疆”戰略思路的目的正在于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新疆和內地融合發展。在建國65周年前夕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更是明確提出加快民族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的重大舉措和戰略部署:“發揮好中央、發達地區、民族地區三個積極性,對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生態保護區域實行差別化的區域政策,優化支付和對口支援體制機制,把政策動力和內生潛力有機結合起來。”[41]其具體內容包括:抓好民生、搞好就業與教育,促進邊疆地區的跨越式發展;以“惠及當地”和“保護生態”為原則來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向貧困宣戰,抓好特困地區和特困群體脫貧;通過抓好基礎設施建設和對外開放實現邊疆建設的加強,千方百計地加快民族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習近平指出要重點通過改善少數民族地區的民生事業來推進宗教和順、民族團結。基于歷史和地理原因,我國的信教群眾主要集中在農村和經濟不發達地區、少數民族地區,這一現實國情也就決定了:只有讓各族群眾的生活富起來、好起來,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才能有牢固的根基。習近平認為,民族地區同全國一道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難度較大,必須加快發展,實現跨越式發展。針對民族區域的貧困問題,習近平提出了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核心、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為重要契機、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為目的的總部署。具體措施在于:“堅持就業第一,大力發展吸納就業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中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多渠道、多形式促進就業;堅持教育優先,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任務,以民族團結教育、雙語教育和職業教育為突破口,全面提高各級各類學校教育質量;堅持可持續發展,牢固樹立環保優先、生態立區理念,走資源開發可持續、生態環境可持續的道路;堅持開放戰略,著力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42]

       

      ()構建各民族、各宗教信仰群眾的“共有精神家園”

       

      促進宗教和順、民族團結就要建設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要在各族群眾中牢固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民族觀、歷史觀,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習近平認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43]。宗教是信教群眾的意識形態,事關各民族信教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44]。所以,各民族要加強文化、宗教上的交流交往,只有促進各民族群眾加深了解、增進感情,才能真正保障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

       

      建設好“共有精神家園”就要發揮好宗教的文化功能和作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不同文化形態相互沖突與融合的歷史性產物,而宗教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即包含于其中。習近平指出,“各民族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山河、廣袤疆域,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國文化”[45];“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宗教作為文化子系統,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歷史性整體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浩如煙海的宗教典籍,豐富了傳統歷史文化寶庫;深邃的宗教哲學,影響著民族文化精神;深刻完備的宗教倫理,強化了某些道德規范的功能;異彩紛呈的宗教藝術,裝點了千姿百態的藝術殿堂;風景秀麗的宗教圣地,積淀為旅游文化的重要資源;內涵豐富的宗教禮儀,演變為民族風情的習俗文化。”[46]可以說,中國宗教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天然的互動關系,“中國宗教的個性”依賴于“中國文化品格”的闡釋,“中國文化品格”遺傳了“中國宗教的基因”。當前,我們要努力發揮好宗教在規范社會倫理道德、豐富哲學思想、豐富文學藝術形式、傳承優秀民風習俗等精神文化層面的積極作用。正如習近平指出的那樣,宗教界要“努力挖掘和弘揚宗教教義、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會發展、時代進步和健康文明的內容,鼓勵宗教界多做善行善舉,鼓勵廣大信教群眾追求良好的道德目標”[47]

       

      建設好“共有精神家園”就要打破文化上的“關門主義”,讓少數民族群眾更好地融入城市。當前,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各族群眾大規模跨區域流動,這種歷史現象前所未有、舉世無雙。但是,歷史上有的宗教由于在某些民族中信仰時間長,影響深,其民族的社會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會帶有不同于漢民族及其他民族的一些宗教特質,在現實中造成了“進城的少數民族群眾對城市生活和管理方式不適應;城市居民對少數民族群眾的某些生活和行為方式不適應”[48]。但“少數民族同胞進入城市,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帶動了民族地區的發展,也有利于民族團結”[49];所以,城市要打破“大漢族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文化上的‘關門主義’”這些道“玻璃門”,在不采取放任自流態度的同時持歡迎心態。更重要的是,邊疆地區部分少數民族群眾單向依賴宗教教育的問題仍然存在,必須抓緊推進少數民族群眾的素質教育、“雙語教育”,遏制宗教極端思想對校園的滲透,“把愛我中華的種子埋在每個孩子的心靈深處,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祖國下一代的心田生根發芽”[50]

       

      建設好“共有精神家園”就要堅決反對“三個捆綁”。“堅決反對把某個民族自治區地方局部出事同這個民族自治地方整體捆綁在一起,堅決反對把某一少數民族中極少數人鬧事同這個民族全體捆綁在一起,堅決反對把發生在少數民族人員身上的事同實踐已經證明并長期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捆綁在一起。”[51]習近平指出“宗教工作的本質是群眾工作”、“民族團結是最大的群眾工作”,要求我們思民族關系之主流,看民族團結之光明面。2004年習近平就曾提出:“必須深刻認識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遠遠大于信仰上的差異性,絕不能把這種信仰上的差異引導到政治上去”,[52]“我們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當然也包括廣大信教群眾的合法利益”。[53]總之,黨政各級領導干部要善于做發動全社會一起交流、培養、融洽感情的工作;各族群眾要堅決摒棄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自覺維護國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團結大局;各族群眾要善于用法律來保護民族團結——最終形成“各民族群眾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在中華大家庭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的和諧局面。

       

      ()保障宗教組織領導權在愛國人士手中

       

      習近平指出,要確保宗教組織領導權掌握在愛國人士手中,“要發揮愛國宗教人士作用,加強對信教群眾的正面引導,既滿足他們正常宗教需求,又有效抵御宗教極端思想的滲透”[54]。宗教領袖和教職人員要“愛國”、“愛黨”。20117月,習近平在看望慰問宗教界愛國人士時就曾鼓勵他們“認真學習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精進學識提高修養,以信為本、以戒為師,自覺承擔社會責任,主動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社會和諧穩定繼續貢獻力量”。[55]“只要我們牢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勢力可以挑撥我們的民族關系,我們的民族團結統一在政治上就是有充分保障的。”[56]宗教領袖和教職人員要自覺“愛教”、“管教”,在詮釋宗教教義上凸顯宗教對社會的正能量。習近平認為,“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積極宣揚有益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好的理念,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57]。在20144月考察新疆期間,習近平就對吐爾遜·馬來提老人在講經解經時注意宣講黨的好政策的做法表示贊揚和鼓勵[58]

       

      ()鞏固和發展中國共產黨同宗教界的統一戰線

       

      當前,我國“政黨關系、宗教關系、民族關系、階層關系、海外同胞關系”相互聯系,相互影響。而宗教關系則又寓于其他四種關系之中。現實中,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民族以及具有不同政治觀點和文化素養的人們,可以信仰同一種宗教或教派;同一社會階層、同一民族、具有相同政治觀點和文化素養的人們,又可以信仰不同的宗教或教派;在這種情況下,宗教在這些人群之間常常會起到紐帶作用,把他們聯系在一起。宗教作為意識形態,又與社會政治問題聯系在一起。所以,宗教關系的和諧關系到政黨關系、民族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的和諧。

       

      習近平高度重視宗教界在為推動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祖國統一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認為,新形勢下的統戰工作必須善于聯誼交友,“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導宗教努力為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服務”[59],“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最大限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60]。習近平更指出宗教和諧對兩岸和諧的重大意義,他表示“兩岸同胞要相互扶持,不分黨派,不分階層,不分宗教,不分地域,都參與到民族復興的進程中來,讓我們共同的中國夢早日成真。”[61]總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在社會主義大家庭里,“只有民族團結、宗教和諧,各項事業才能蒸蒸日上”[62]

       

      ()強化邊疆干部隊伍建設

       

      習近平要求邊疆各族干部要加強黨性修養、提高工作作風與工作能力。一是各族干部要對黨忠誠、自覺維護中央權威,在反分裂、維護社會穩定等重大問題上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在反對“三股勢力”斗爭中要打頭陣、做標兵,絕不做“兩面人”、“老好人”;二是各族干部要加強學習政策的能力,提高做群眾工作的能力、促進各民族交流交往融合的能力、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三是各族干部還要按“三嚴三實”的要求嚴格規范自己的行為,學習焦裕祿精神,自覺抵制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四是漢族干部與少數民族干部要同心同德,以黨和國家的事業為重、以造福各民族人民為念,齊心協力做好工作。“要形成宗教工作的強大合力,在黨委領導下,動員各方面力量共同做好工作”[63]

       

      習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圍繞“國家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繁榮昌盛”這個大局展開,深刻論述了宗教、民族與國家安全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展現了強大的政治判斷力和戰略定力,具有極強的現實性、針對性、理論性、政治性、政策性,標志著我黨對宗教與民族、宗教與經濟、宗教與政治、宗教與法律、宗教與軍事、宗教與思想文化等問題認識與解決的新高度、新境界。

       

      注釋:

       

      [1]以新疆和西藏為例,新疆是“我國西北的戰略屏障”、“實施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地區”、“我國向西開放的重要門戶”、“全國重要的能源基地和運輸通道”;而西藏是“國家安全屏障”、“生態安全屏障”、“重要的戰略資源儲備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農產品基地”、“重要的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2][3][12][38][40][57][58][62]《把祖國的新疆建設得越來越美好——習近平總書記新疆考察紀實》,《人民日報》,201454日。

      [4][37]人民日報評論員:《切實把握西藏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二論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講話精神》,《人民日報》,2015828日。

      [5]張志剛主編《宗教研究指要》(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月第2版,第496頁。

      [6]在我國,伊斯蘭教信徒主要集中在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天主教、基督教主要分布東部及南部地區,藏傳佛教主要分布在西藏、甘青川滇藏區和內蒙古地區,南傳佛教只分布在云南地區。

      [7]劉慧主編《國家安全藍皮書: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頁。

      [8][20][25]《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 鞏固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廣泛力量支持 俞正聲出席會議并講話》,《解放軍報》,2015521日。

      [9]張志剛主編《宗教研究指要》(修訂版),第493-496頁。

      [10]這一系列重要論述和講話主要包括2006年的《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20078月的《習近平要求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20131月的《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的講話》、20133月的《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20142月的《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20143月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20144月的《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為實現奮斗目標營造良好社會環境》、20145月的《積極樹立亞洲安全觀,共創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上的講話》、20149月的《凝心聚力,精誠協作,推動上海合作組織再上新臺階——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還有習近平同志2002年擔任福建省省長時主題為“努力做好新世紀的福建宗教工作”的談話內容、2011年習近平在看望慰問西藏宗教界愛國人士時的講話、20135月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時的講話、20144月考察新疆時發表的一系列講話、2014528日至29日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55月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主題為“鞏固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廣泛力量支持”的講話、2015610日在中南海接受班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的拜見時的講話、20158月習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等。

      [11]福建省宗教研究會編《宗教:世紀之交的多視角思維——福建省宗教研究會論文集()》,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頁。

      [13]《習近平會見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人民日報》,2013511日。

      [14][52]習近平:《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220頁。

      [15][19][22][27]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6月第1版,第178179179155頁。

      [16][32][46][53]習近平:《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第218217220219頁。

      [17]《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人民日報》,2014328日。

      [18]《中美元首北京會晤主要共識和成果》,《人民日報》,20141113日。

      [21]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第180-181頁。

      [23][36]《努力做好新世紀的福建宗教工作——訪福建省省長習近平》,《中國宗教》2002年第4期。

      [24][41][43][45][48][49][50][51][56]王正偉:《做好新時期民族工作的綱領性文獻——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求是》2014年第20期,第323333313434333334頁。

      [26]《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求是》2014年第21期,第12頁。

      [28][29]《堅持依法治疆團結穩疆長期建疆 團結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疆》,《人民日報》,2014530日。

      [30][31]《全省宗教工作會議在榕舉行》,《福建日報》,1997410日。

      [33][54]《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為實現奮斗目標營造良好社會環境》,《人民日報》,2014427日。

      [34][42]張春賢:《奮力譜寫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新篇章——深入學習貫徹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精神》,《求是》2014年第15期,第79頁。

      [35]同上,第7-8頁。

      [3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5),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頁。

      [44]人民日報評論員:《切實貫徹好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四論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講話精神》,《人民日報》,2015830日。

      [47][63]《習近平要求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解放日報》,2007817日。

      [55]《習近平看望慰問西藏宗教界愛國人士》,《人民日報》,2011721日。

      [59]《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 鞏固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廣泛力量支持》,《人民日報》,2015521日。

      [60]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318日。

      [61]習近平:《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人民日報》,2014219日。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宗教學博士研究生)

      (來源:《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2期)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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