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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斯蘭·阿布都拉:總結歷史經驗教訓 遏制宗教極端思想   2017年12月11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推進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是黨中央根據新疆形勢和全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新疆工作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的著眼點、著力點和總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三股勢力是破壞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禍根。三股勢力頻繁制造各種禍端,還使得勤勞善良的維吾爾族成為暴力恐怖的代名詞,成為被排斥的對象。因此,所有的維吾爾族同胞必須時刻保持高度警惕,正確認識本民族的發展歷史,發揚本民族誓死捍衛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光榮傳統,牢記曾被卷入教派紛爭的歷史教訓,同各族人民一道,堅決同三股勢力作斗爭,共同建設和諧穩定的新疆,為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作貢獻。

       

      一、維吾爾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富有建設性的重要成員

       

      1.維吾爾族是一個開放包容、善于變革的民族

       

      維吾爾這個族稱的漢譯音袁紇,最早出現在公元4世紀的《魏書·高車傳》。后來,維吾爾這一名稱在漢語中又拼寫為烏護、回紇、回鶻、畏兀兒、畏吾、畏兀等,并最終以維吾爾這一形式固定下來。在建立于公元487年的高車國里,維吾爾只是高車部落聯盟中的一個氏族,后來經與薛延陀聯合破突厥可汗、與唐朝聯合滅薛延陀汗國,逐漸壯大了自身力量,于745年建立鄂爾渾回鶻汗國。840年,回鶻汗國瓦解后,維吾爾族開始西遷至天山南北,建立高昌回鶻汗國和喀拉汗王朝。

       

      由于這兩個王國都位于絲綢古道的樞紐地帶,東與北宋、遼朝、金朝有著密切的政治、經濟往來,西與波斯、印度和中亞各地有著頻繁的文化交流,加之維吾爾族曾在與唐朝保持持久的睦鄰關系過程中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因此,不僅其政治、經濟得以迅速發展,文化也呈現出開放包容的特質。比如文字上,維吾爾族曾整體或局部使用突厥-魯尼文、回鶻文、婆羅米文、摩尼文、粟特文、景文、吐蕃文、阿拉伯文等多種文字;信仰上,曾信仰薩滿教、佛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種宗教;對外交往上,與漢、塞、吐火羅、粟特、波斯、蒙古等民族接觸、交融。其中,摩尼教在回鶻中的傳播,不僅促進了回鶻的定居和城鎮化,而且促成回鶻創制和使用較為先進的文字,進而在草原民族當中首開先河地推廣了文化教育。這是維吾爾族善于變革、與時俱進、開放包容的歷史佐證。

       

      2.維吾爾族為中華民族作出的重要貢獻

       

      維吾爾族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歷史上為民族的團結、國家的統一、政權的鞏固、邊疆的穩定、社會的發展、文化的繁榮,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以下主要以唐、元時期的一些實例予以說明。

       

      第一,維吾爾族對民族團結作出了貢獻。

       

      安史之亂爆發后,唐肅宗、唐代宗先后兩次遣使回鶻,請求發兵討逆。回鶻葛勒可汗和牟羽可汗,不僅痛斥史思明之子史朝義遣使回鶻、請求聯合消滅唐朝的陰謀,而且分別于756年、762年派軍,與唐軍聯手作戰,勝利平息了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使唐朝免遭分裂的厄運,加深了民族團結,推進了唐朝統一大業。

       

      維吾爾族與漢族的團結,還體現在兩族語言的長期接觸、相互影響和交融之中。從接觸語言學的視角縱觀維吾爾語與漢語言的詞匯,可以發現許多相互借用的詞語,這是兩個民族長期接觸、交流、相互認同、相互影響在語言中的具體反映。如由漢語借入維吾爾語的元寶竹筷珍珠等;由古代維吾爾語借入漢語的薩滿狗犬彎刀等。此外,維吾爾族與漢族的民族團結和語言交融還體現在另一種語言文學現象雙語合璧詩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隨著維漢雙語教學的推進和維吾爾族群眾漢語水平的逐步提高,雙語合壁詩大有發展趨勢,不僅在民歌中,在手機短信中也大量出現,成為精通維漢雙語的青年所青睞的一種特殊語言文學。

       

      第二,維吾爾族對元朝的軍事、政治、社會穩定、外交、文化都作出了重大貢獻。

       

      軍事方面,無論在成吉思汗西征以及忽必烈對西夏、南宋、金朝的征戰中,還是在征討阿里不哥、平定李璮叛亂、抗擊海都等西北諸王的歷次戰事中,回鶻軍兵都積極從征,轉戰南北,屢建戰功,成為元朝創國和軍防的重要力量。

       

      政治方面,元代涌現出一批才華出眾、政績斐然的維吾爾族文臣,如岳磷帖木兒、合次普華、布魯海牙、廉希憲、阿散等。據不完全統計,在元代任職的維吾爾族高級官員有139人,載入《元史》中的維吾爾族名人有48人,載入《新元史》的有19人。

       

      在社會穩定方面,由于回鶻官兵的勇敢善戰和忠誠,元都和宮廷宿衛軍中有很多回鶻部落和官吏擔任要職,他們忠于職守,為保障大都、宮廷的安全和穩定作出了主要貢獻。此外,元廷還選拔重用了許多世代有功的維吾爾仕朝官吏家族。這些維吾爾族官吏清廉、忠誠侍奉朝廷,為各級政權的平穩交接、社會的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外交方面,元代維吾爾人中曾出現很多著名使者和外交官,如亦黑迷失、列班掃馬等人。其中,亦黑迷失從1272年到1293年的20多年里,先后5次奉命遠航東南亞諸國,擴大了元朝的影響,溝通了元朝同東南亞諸國的聯系,同時也為元朝的海外貿易和航海事業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文化方面,在回鶻統治漠北時期,由于回鶻的語言文化、政權建設、社會制度以及經濟發展都明顯優于蒙古,因此,從蒙古國建立之初開始,回鶻人便成為蒙古人乃至蒙古帝國最早的文化教員,回鶻文也就成為成吉思汗和元初的官方文字。自蒙古之后,回鶻文亦被滿、錫伯等民族使用。在元朝,還曾出現舉國聞名的維吾爾族文學家、書畫藝術家、音樂家、翻譯家、建筑師等,為中華文化的繁榮作出了杰出貢獻。

       

      二、維吾爾族卷入教派紛爭的歷史教訓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厚、與時俱進的民族,于17世紀卷入以麥合杜木·艾贊木等人為代表的蘇菲派及其門徒——“白山派黑山派之間的教權之爭。這場紛爭及其引發的各種戰亂整整持續了一個半世紀,給南疆社會、特別是維吾爾族帶來了深重災難。

       

      第一,戰亂不休,民不聊生。白山派黑山派之間的教權爭斗,造成南疆社會的極度混亂,使南疆人民陷入無休無止的戰亂之中,自相殘殺,妻離子散,民不聊生。僅以伊斯哈克·瓦里與穆罕默德·伊敏的教權之爭而言,在其門徒之間持續11年的爭戰中,喀什、莎車、阿克蘇等地約有18萬無辜平民慘遭屠殺。

       

      第二,倫理道德敗壞,欺騙成風。教權紛爭引起的戰亂和蘇菲派門徒之間的爭斗以及宗教狂熱,導致貧窮和愚昧籠罩南疆大地,社會倫理道德敗壞,賭博、嫖娼、偷盜、欺詐、陰謀陷害、剝削壓榨、貪污受賄成風。僅就一些文人墨客的欺騙行為而言,他們為了奉承所謂的先知后裔及宗教名門,對其極度夸張,甚至將其神化到不可理喻的地步。這類描述純粹是為吹捧、神話蘇菲派領袖人物和愚弄百姓而捏造的謊言,與事實無任何相符之處,說明當時有一批文人墨客喪失理智,腐化墮落為宗教狂熱分子的附庸和宗教極端思想的鼓吹者。

       

      第三,民族意識、國家意識淡化,阿拉伯主義傾向升級。其表現為:在語言中,維吾爾語詞語被貶低甚至被成批淘汰,被阿拉伯語、波斯語詞取而代之;學校的母語教材被阿拉伯文、波斯文教材所取代,教材中予以介紹的本民族作家及作品被阿拉伯、波斯作家及作品所取代;通曉阿拉伯語、波斯語者,特別是能用阿拉伯語、波斯語寫作的作家被極度推崇,而用母語寫作的作家被貶低;在民族身份認定中,一些人否認自己是維吾爾族,而只認可自己是穆斯林;等等。

       

      第四,麻扎爾崇拜成風。伊斯蘭教本是最忌諱偶像崇拜和個人崇拜的,然而,以麥合杜木·艾贊木為代表的蘇菲派違背伊斯蘭教教義,將維吾爾族傳統的祖先神靈祭祀變為徹頭徹尾的圣陵崇拜,釀成向所謂火者或蘇菲圣徒的墳墓(麻扎爾)求財、求福避難、求子、求夫(婦)的風氣。

       

      第五,文化倒退,文獻被毀,財富被盜。由于教權紛爭經久不息,社會動蕩不安,疾病泛濫,人民極度貧窮,喀什、和田等地不僅文化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更成為任人宰割、掠奪的地方,使維吾爾文化產品蒙受巨大損失。正如安瓦爾·拜圖爾等學者在《略論阿帕克和卓》等著作中寫的:他下令燒毀《古蘭經》以外的所有書籍,使新疆社會文化的發展停頓近一個世紀……”“他對伊斯哈克耶(Ishaqiye pirqesi)教團進行血腥鎮壓,又將葉爾羌汗國的文化及文化遺產焚毀殆盡……”

       

      白山派黑山派之間的長期爭斗,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逐漸孕育出所謂宗教世俗化是哈拉木’”的宗教極端思想。這實際上是原教旨主義和宗教世俗化之間的尖銳矛盾在南疆的集中反映。上世紀30年代,曾在布哈拉、喀山等地深造多年的著名宗教人士阿布杜卡迪爾,由于倡導宗教應適應社會發展,改良宗教習俗,結果慘遭原教旨主義勢力的暗殺。所有這些證據表明,宗教紛爭、極端宗教思想和蘇菲派門徒引發的戰亂,使南疆人民蒙受巨大災難,使維吾爾族文化遭受了史無前例的破壞。

       

      三、宗教極端思想是維吾爾族的大敵

       

      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在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照耀下,維吾爾族信教群眾重新走上卷入教派之爭以前的、世俗化程度較高的、較為溫和的道路,使宗教逐步適應社會發展。6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維吾爾族的經濟、文化得以空前發展,涌現出一批批高級黨政軍干部、知識精英、工人階層、企業家,他們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然而,正當維吾爾族以現代文化為引領,與時俱進,為建設小康社會奉獻聰明才智之時,極少數宗教狂熱分子受國際國內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卷入以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為根基的宗教極端思想的傳播、破壞活動,制造民族分裂、民族內部分化和暴力恐怖犯罪活動,嚴重影響著新疆的社會穩定和各族群眾的正常生活,甚至使維吾爾族文化處于前進與倒退的十字路口。這些既沒有科學文化知識、又不懂得伊斯蘭教真正教義的狂熱分子,積極迎合國際宗教極端勢力,為實現所謂的神權政治,引發圣戰,利用各種手段宣揚凈化振興伊斯蘭,制造、傳播諸如維吾爾族遭到文化侵略宗教壓迫等謠言,散布各種極端思想和反動觀點,以斷章取義、惡意篡改和剝離《古蘭經》等手段,歪曲伊斯蘭教教義,蒙騙、迷惑信教群眾,明目張膽地威逼群眾按照他們的旨意行事,甚至惡毒攻擊黨和政府,打擊、殘害異己人員。比如,宣揚一切知識蘊藏于《古蘭經》,以穆罕默德未曾接受科學文化知識,照樣充任先知’”為借口,反對科學文化教育,威逼家長送子女學經,鼓動、唆使學生退學;宣揚女性露臉是不潔之舉,以謾罵、毆打穿戴時尚服飾的女性,甚至以毀容致殘等手段威逼女性穿戴蒙面服;制造一夫四妻方能進天堂的謊言,宣揚一夫多妻制,甚至使一夫多妻公開化,為二妻三妻舉辦婚禮;造謠廣播、電視、報紙是歪曲伊斯蘭教教義、宣傳無神論的工具,禁止收看收聽廣播電視節目;造謠唯有穆斯林是一家,是同胞,以此宣揚宗教認同,反對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個別深受原教旨主義思想流毒的所謂伊斯蘭教名門,造謠黨委、政府糾結伊斯蘭教的叛逆者,篡改、翻譯出版了維吾爾文《古蘭經》,唆使不明真相的各類人員,在網上撰文謾罵、攻擊黨和政府以及愛國宗教人士、知識分子;等等。

       

      更有甚者,一些宗教極端分子勾結國內外分裂勢力,借伊吉拉特之名集體偷渡,私闖邊境,持刀或搶槍行兇犯罪,制造國際事端,不僅嚴重破壞了國際關系,而且影響了我國的國際聲望和影響。他們為了引發圣戰共鳴,蓄意歪曲吉哈德的本質,迷惑、拉攏不明真相的信教人員,組成團伙,惡毒攻擊、殘酷殺害愛國宗教人士、國家干部、公安干警、不信教或信仰其他宗教的無辜群眾。僅2014年,就接連制造了“1·24”新和縣暴恐案、“2·14”烏什襲警案、“3·1”昆明火車站暴恐案、“4·30”烏魯木齊火車站恐怖襲擊案、“5·8”阿克蘇市襲警案、“5·22”烏魯木齊爆炸案、“7·28”莎車嚴重暴力恐怖襲擊案等,給各族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嚴重損害。這些暴徒雖然不能代表維吾爾族,其罪惡行徑既不是宗教問題,也不是民族問題,但他們畢竟是出自維吾爾族的敗類,已經在不明真相的國內外民眾眼里,把維吾爾族丑化為暴恐民族,給整個新疆貼上了恐怖地區的恥辱標簽。這是有著捍衛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光榮傳統的維吾爾族所不能接受的,也是所有新疆人所絕不能容忍的。

       

      總而言之,維吾爾族要認識到,維吾爾族人民的歷史是與祖國緊密相連的,維吾爾族在歷史上為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穩定、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認同中國、為國奉獻,有強烈的愛國自豪感和精忠報國的責任感,是維吾爾族的優良傳統。

       

      維吾爾族還要認識到,極端宗教思想是暴恐犯罪的溫床,暴恐犯罪分子是沒有國界、不分族際的,他們濫殺無辜,是反人類、反社會的人類渣滓,是人類的共同敵人。暴恐分子絕不代表維吾爾族,他們是維吾爾族的大敵,是各族人民的死敵。與他們堅決劃清界限,對三股勢力進行嚴厲、徹底的打擊,是每一個維吾爾族義不容辭的責任。

       

      (作者系新疆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201551日《中國民族報》)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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