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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蘇林:《共產黨宣言》與宗教問題?   2019年1月21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內容摘要]把宗教學說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并且公然聲明這一理論是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服務,只有這二者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有機統一,才是真正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誕生的根本標志。毋庸置疑,《共產黨宣言》的公開問世,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的理論基石,剖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宗教問題,確立了無產階級政黨在宗教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從而使《共產黨宣言》成為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史上最光輝的文獻。

       

      [關鍵詞]《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

       

      《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第一次完整系統的闡述。它以宣言的形式向全世界莊嚴宣告:要用無產階級嶄新的世界觀來改造舊世界。它的發表,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同無產階級運動相結合的偉大開端,同時也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的真正誕生和它在人類思想史上偉大變革的實現。

       

      一、《宣言》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的理論基石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理論基石?自從1909年列寧在《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一文中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的這一句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1]這一論斷之后,一百多年來,關于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基石問題,并沒有得到科學、合理的解答,而這一問題卻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認真解答的基本問題。[2]

       

      筆者認為,由馬克思恩格斯開創的唯物史觀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歷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誕生的根本標志,也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宗教問題的全部世界觀的理論基石。

       

      馬克思恩格斯通過考察人的社會生活過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物質生活條件”的科學概念,并把“物質生活條件”看成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決定歷史發展的策源地,是產生社會意識的根源。“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這一偉大的科學理論的發現,構筑了整座歷史唯物主義大廈的基礎,也為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

       

      是否承認物質生活條件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理論分界。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過去的一切歷史觀不是完全忽視了歷史的這一現實基礎,就是把它僅僅看成與歷史過程沒有任何聯系的附帶因素。在這方面,青年黑格爾派的歷史觀是比較典型的。從施特勞斯到施蒂納的整個德國哲學都局限于對宗教觀念的批判。他們把宗教解釋成一切社會關系和歷史現象的終極原因,把宗教的存在與統治當成解釋社會現象的前提,一切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都被宣布為宗教關系;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意識被宣布為宗教意識,而具有政治、法律、道德屬性的社會人,卻被簡單地宣稱為上帝的創造物。總之,這種觀點只看到了歷史上宗教觀念的存在和作用,而沒有看到這些觀念背后的物質動因。因此,他們對歷史時代的描述與闡釋,總是把宗教設想為該時期唯一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雖然英國和法國的歷史學家對社會做了深入的分析,但他們仍然把歷史的發展看成是被宗教的和政治的原因所決定的觀念變遷的結果。“而德國人卻在‘純粹精神’的領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為歷史的動力。”[3]

       

      與這種歷史觀相反,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人類歷史的一般進程之后,對唯物史觀做出了如下的概括:“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方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做當然就能夠完整地描述事務了(因而也能夠描述事務這些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4]

       

      恩格斯曾經多次指出,《宣言》的基本思想,或者說構成《宣言》的核心的基本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從1844年至1847年間,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法年鑒》《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神圣家族》《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等著作中,已經陸續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宣言》貫徹并且豐富和發展了這一新的世界觀。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構成《宣言》核心是屬于馬克思的。這個思想就是: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以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5]恩格斯這里所指出的正是《宣言》中最基本的觀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即從物質生產、經濟基礎去了解人類社會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歷史發展;自原始社會解體以來的全部人類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是通過社會革命和階級斗爭來實現的,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必須用階級、階級斗爭的觀點和方法,分析階級社會中的各種現象;無產階級只有消滅階級和剝削,解放全人類,才能使自己獲得徹底解放,這是無產階級偉大的歷史使命。這一貫穿全書的指導思想,也是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分析階級社會宗教問題的哲學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人們的思想觀念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是一定歷史時期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是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的。人類思想史證明,人的精神生活是隨著物質生產改變而改變的,任何一個時代,占主導地位的思想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隨著每一次社會歷史的巨大變革,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會發生深刻的變革。這就是說,人們的宗教觀念也要發生變革。因此,“當古代世界走向滅亡的時候,古代的各種宗教就被基督教戰勝了。當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紀被啟蒙思想擊敗的時候,封建社會正在同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進行殊死的斗爭”[6]

       

      馬克思恩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所做的經典表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中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之間的本質關系。這個原理的提出,對于一切人文社會科學,包括宗教學說,都具有革命的意義。這個原理為人們認識、研究、把握一切社會現象,包括宗教現象,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解決宗教上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和指導原則,指明了研究宗教現象的正確方向和途徑。因此恩格斯曾自豪地說:“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的基礎。”[7]

       

      從唯物史觀出發去剖析宗教現象,使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科學地解答了宗教領域中一些最根本的問題,即宗教的本質,宗教存在的社會根源、階級根源,宗教的社會歷史作用,宗教產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規律,以及無產階級政黨對待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和策略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這些宗教基本問題的闡述過程中,始終清晰地貫穿著一條歷史唯物主義的主線,脫離了這條主線,離開了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也就不復存在了。

       

      二、《宣言》剖析了資本主義社會時期的宗教問題

       

      《宣言》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出現所產生的巨大的歷史進步意義。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有:資產階級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破壞、代替了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資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從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推行到全世界;資產階級創立了現代城市,建立了統一的民族國家,消滅了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據狀態;資產階級在不到一百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無論從深度和廣度來說,都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代的水平。馬克思恩格斯從資產階級在生產和交換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時期的宗教問題,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宗教現象的本質特征。

       

      1.肯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在宗教領域內產生的積極影響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歐洲的興起,致使一切與封建腐朽專制相應的傳統觀念,諸如宗教、神明、王權、教權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沖擊。隨著科學的昌明和理性的張揚,宗教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范圍逐步縮小,宗教昔日巨大的社會作用也日趨衰退。這是歷史進步在精神文化領域中的必然反映。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現實世界的經濟過程愈明顯,彼岸世界的宗教幻想也就愈暗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愈大,宗教的社會影響和作用也就愈小。換言之,生產力愈發達,社會形態愈高,宗教的神圣性和權威性就愈失落,其影響和作用也就愈有限。這是人類歷史不斷進步的必然結果。正如他們在《宣言》中所說,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人們的宗教觀念也會發生深刻的變化,“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8]

       

      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興起,是一次全方位的社會大變革,它不僅造就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和生產關系的巨大變革,而且也帶來了一場深刻的反對封建主義和宗教神學的思想革命。資產階級卻用公開的、直接的、冷酷的剝削代替了封建的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的剝削。它徹底破壞了封建的宗法制和黑暗的宗教統治,徹底改變了中世紀宗教壟斷一切的格局,極大削弱和限制了宗教過度膨脹的權力和作用,對宗教在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和作用在法律上給予合理的定位,從而把宗教的存在和發展納入了一條正常、有序的軌道。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宗教已經失去了它昔日的輝煌。這個社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和小市民的傷感,統統都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冷水之中。“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9]資本主義社會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都變成金錢的雇傭勞動者。它把利己主義作為社會最基本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把金錢作為調節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價值尺度,從而取代了過去的政治關系、宗教關系和道德關系。毫無疑問,這相對于中世紀宗教神學一統獨大的封建壟斷格局,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2.肯定了資產階級關于宗教信仰自由原則的歷史必然性

       

      資產階級為了發展商品生產和自由貿易,必然要在思想上沖破歐洲中世紀黑暗的宗教統治。“宗教信仰自由”思想的提出,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反對封建專制和宗教壟斷統治必然產物,是資產階級要求自由、民主、平等在宗教領域中的反映。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確指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信仰的領域里占統治地位罷了。”[10]這就是說,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替了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它必然在宗教領域里引起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主要表現在:對國家而言,廢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教體制和宗教特權,實現了國家和宗教的分離,使國家從宗教壟斷中解放出來,國家和社會不再把某種宗教奉為國教;對教派而言,在宗教內部,宗教(特別是較小的宗教派別)從教派(尤其是被奉為國教的教派)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不承認在宗教信仰和派別上有什么正統派和異端、異教及其異教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對個人而言,信什么教,用什么樣的方式信教,這完全是個人的私事。無論宗教信仰如何,公民在其他方面的權利一律平等。在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里,政府不得規定推行某種宗教或壓制某種宗教。

       

      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思想自由首先表現為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前提。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為宗教信仰自由奠定了歷史起點和思想基礎。“因信稱義”“眾信徒皆教士”是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核心理念。路德用信仰的權威否認教會的權威,用信仰自由代替教會和僧侶在人與神之間的媒介作用,突出信仰的合理性和自主性,體現了德國市民階級獨立的民族意識,表達了資產階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愿望。路德所倡導的“眾信徒皆教士”的原則,在思想上既是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平等的表現,也是資產階級民主平等觀念的反映。在上帝面前“眾生平等”,同時也是新興資產階級追求政治平等在宗教觀念上的折射,其政治意義在于否定封建主義的特權等級制,爭取資產階級應有的政治地位。所以恩格斯客觀地指出,創造自由和平等,“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最主要的工作之一。雖然這在最初不過是半自覺地發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以來,就牢固地確立了一個原則,即一個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動時,他才能對他的這些行為負完全的責任,而對于任何強迫人從事不道德行為的做法進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義務”[11]。同樣,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直接把加爾文新教作為自己革命的旗幟,“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大起義,在加爾文教派中給自己找到了現成的戰斗理論”[12]

       

      由此可見,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內容并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首創,也不是從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中引申出來的一項基本策略。在實際上,宗教信仰自由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歐洲各國新興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主義斗爭中提出的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民主原則,是新興資產階級在宗教問題上反對封建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中的必然產物。實踐證明,從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到歷史的今天,宗教信仰自由已經成為世界民主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和基本人權,并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因此,由資產階級提出并最早實踐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在實質上已經成為人類共同文化的一部分,它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民主主義的口號,而是具有普遍的人類意義。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宗教信仰自由思想的繼承和肯定,實際上是對人類的進步理想與先進文明的繼承和肯定。

       

      毋庸置疑,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并不認為宗教信仰自由是無產階級自創的口號,并沒有給它涂上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的標記,并不認為宗教信仰自由是工人政黨首創的綱領。相反,他們卻明確指出,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上,“資產階級的‘信仰自由’不過是容忍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黨則力求把信仰從宗教的妖術中解放出來。但是他們不愿越過‘資產階級的’水平”[13]。工人政黨要在宗教信仰問題上越過資產階級的水平,就必須不斷消除宗教賴以存在的一切社會根源,為人們的信仰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創造有益的條件和環境。

       

      3.資本主義時期的宗教是反映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

       

      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充分肯定了資產階級革命對宗教解放的意義,但同時也認識到,這種解放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宗教不僅存在,而且還表現出很強的生命力和影響力。資產階級不再硬性規定某一宗教為國教,但這并不意味著宗教在實際上被廢除,更不是說人們已經從宗教信仰中解放出來。事實上,資產階級國家可以通過法律廢除國教,從而使國家的事務不受宗教勢力的控制和干涉。然而,這只不過是國家把宗教從公法的范圍轉變到私法的范圍,使信奉宗教成為人們自己的私事。宗教在政治、法律和人們的觀念上仍然是必要的、合理合法的存在,只不過是不再像中世紀那樣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同時,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不僅在物質上占統治地位,而且必然在精神上占統治地位,并且在總體上控制和支配著這個社會精神產品的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不僅反映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還被當成一種道德約束力、一種美好的幻想、一種對不公正命運的安慰和一種為不平等現象辯護的道德上的標準和信仰上的根據。因此,他們在《宣言》中深刻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于喪失了任何民族性的無產階級來說,“法律、道德、宗教,在他們(指無產者——引者注)看來全都是資產階級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后面的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14]

       

      三、《宣言》確立了無產階級政黨在宗教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宣言》向全世界宣告無產階級嶄新世界觀的同時,也明確闡明無產階級政黨對待宗教問題的基本立場。

       

      1.無產階級要建立新世界,必須同一切陳舊落后的傳統觀念進行最徹底的決裂

       

      《宣言》向無產階級提出了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任務:要在物質和精神領域對社會進行根本的變革并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預言道:“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5]為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提出著名的兩個“最徹底的決裂”,即“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進行最徹底的決裂”[16]

       

      《宣言》中關于兩個“最徹底的決裂”的思想,體現了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的精神。它要求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必須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和宗教觀。但要實現這兩個決裂,卻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有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才可能為徹底消除私有制及其與之相應的各種陳舊觀念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那種離開社會發展水平而強制實行“兩個徹底決裂”的辦法,那種靠行政命令強行消滅宗教、取消宗教信仰自由、強迫人們接受所謂科學的世界觀和無神論的做法,不但達不到預期的目的,相反,還會造成社會混亂,給人民帶來災難,破壞無產階級的既定目標。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改造舊的社會體制和破除一切陳舊的傳統觀念固然需要先進的思想,但沒有現代化大生產創造的物質條件,是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問題的,更不可能實現兩個“最徹底的決裂”。歸根結底,一切由物質條件派生的觀念,最終還必須在新的物質條件的基礎上才能改變。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科學的世界觀和宗教觀在改造舊世界、創立新世界過程中喪失了積極的意義。相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多次強調,無產階級在克服各種迷信、舊觀念之前,是不可能徹底解放全人類和自身的。科學的理論一旦掌握群眾,就會在改造舊世界、破除舊觀念中起到巨大的積極作用。而要真正確立科學的世界觀,就必須破除舊觀念的思想路障。因此,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宣言》中并沒有放棄對各種宗教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

       

      2.無產階級要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必須肅清各種錯誤思潮

       

      為了使宗教迷霧不妨礙無產階級意識的覺悟和提高,為了使工人運動在長時期內不受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宗教社會主義錯誤思潮的干擾,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把反對各種宗教唯心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作為加強無產階級思想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提了出來。

       

      把宗教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混同在一起,利用共產主義世界觀宣揚各種宗教說教和神秘主義,是當時在無產階級工人運動中比較盛行的一種錯誤思潮。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對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例。

       

      19世紀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有兩個歷史根源。其一,它是封建社會主義的伴隨現象。隨著封建主義的沒落和資產階級的興起,一些封建主義的宗教思想開始非常激烈地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并采用宗教的方式援助窮人,憐憫無產者。但是,只要觸犯到封建貴族的利益,他們馬上就會宣稱這是對上帝最大的不敬。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深刻地揭示道:正如僧侶總是同封建主攜手同行一樣,僧侶的社會主義也總是同封建的社會主義攜手同行的。基督教不是也曾激烈地反對私有制、反對婚姻、反對國家嗎?它不是提倡行善和求乞、獨身和禁欲、修道和禮拜來代替這一切嗎?所以,要給基督教禁欲主義涂上一層社會主義的色彩,是再容易不過了。實質上,“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僧侶用來使貴族的怨憤神圣化的圣水罷了”[17]。其二,它是早期工人共產主義運動自發的伴隨現象。無產階級在其運動的初期階段,在理論上的“空想”色彩和實踐上的“自發”傾向還比較明顯。“空想社會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理論最初的簡單形式,從實質上看,它的“空想”同宗教的“幻想”并沒有原則的區別,因為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停留在幻想的階段。空想社會主義者為了說明他們頭腦中設想的社會主義理想世界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往往求助于上帝的意志,并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代言人,認為永恒的真理一經被發現,人們就會免遭剝削和不平,世界就會重見光明,猶如耶穌基督的再度降世。正如梅林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史》中所說:“現代無產階級在其解放斗爭初期喜歡回憶早期基督教,同卡貝和魏特林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自發的工人共產主義的歷史上兩種最重要的形式,都帶有宗教色彩。”[18]《宣言》中也指出,“空想社會主義”為了建造空想的空中樓閣,不得不更加系統地賣弄宗教幻想來宣稱對共產主義的奇功異效,這種企圖只不過是一種“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這種超乎階級斗爭的幻想,這種反對階級斗爭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實踐意義和任何理論依據”[19]

       

      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實際上也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同形形色色資產階級思潮斗爭的過程。早在1846年《反克利蓋的通告》一文中,他們對“真正社會主義”代表人物克利蓋“宗教共產主義”的批判,就很具代表性。

       

      “真正社會主義”是19世紀40年代產生于德國的一個資產階級的派別,是空想社會主義在德國把共產主義宗教化和庸俗化的一種錯誤思潮。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莫·赫斯(1812-1875)、卡·格律恩(1817-1887)、海·克利蓋(1820-1850)等人。這些人把英國和法國的某些共產主義思想同費爾巴哈抽象的人道主義學說糅合在一起,把抽象的“人”和“愛”當作出發點,用“人的本質”作為衡量一切的價值尺度。他們宣揚抽象的人性,提倡人道主義,主張用“愛”來實現人類解放,認為共產主義的目的就是“使愛的宗教變為真理”。他們以此宣稱揭示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真諦,提出了“真正的社會主義”真理。

       

      針對這種錯誤的理論思潮,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其展開堅決的斗爭。1845年,恩格斯在《〈傅立葉論商業的片斷〉的前言和結束語》中,首次對“真正的社會主義”進行了公開的批判。此后幾年間,他們先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反克利蓋的通告》《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德國制憲問題》,直至《宣言》等著作中,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核心——抽象的人性論,相繼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對他們在宗教問題上錯誤論點的剖析,則主要體現在《反克利蓋的通告》(1846年)一文中。

       

      1846511日,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討論和通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蓋的通告》的決議,指出了克利蓋在美國的言行完全違背了科學共產主義的原則,他所鼓吹的“愛的宗教”和“愛的囈語”,極大損害了共產主義學說在歐美的聲譽,毒害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工人運動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堅持無產階級政黨在思想信仰上的純潔性,反對把宗教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相混淆,反對各種資產階級思潮或以各種宗教虛幻花朵對無產階級意識的侵害和浸透。克利蓋在共產主義的招牌下販賣宗教幻想,用一些神話和《圣經》中的形象來談論無產階級,用宗教臆想來取代無產階級現實的奮斗目標,這只能使無產階級的現實斗爭變成“愛的囈語”。馬克思恩格斯在《反克利蓋的通告》中,揭露了克利蓋把愛的宗教作為共產主義斗爭目的的謬論,指出,這些愛的囈語,只不過是用德國宗教哲學的幻想歪曲共產主義的性質,使實際運動變成空洞的、愛的說教。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克利蓋是在共產主義的幌子下宣傳陳舊的德國宗教哲學的幻想,而這種幻想是和共產主義截然相反的。信念,即對‘共同圣靈’的信念,這正是共產主義為求本身現實時最不需要的東西。”[20]“如果從這一宗教觀點出發,那末對一切實際問題的解答就只能是一些使任何一種意義都模糊不清的宗教的夸張形象,一些華麗的標記如‘全人類’、‘人道’、‘人類’等等;這只會使一切實際問題變成虛幻的詞句。”[21]

       

      毫無疑問,克利蓋把共產主義變成關于愛的宗教,實質上是把共產主義混同于神學人道主義和宗教神秘主義。這種泛愛的說教,不僅在理論上抹殺了共產主義學說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宗教神學的根本區別,而且在實踐上也起到了麻痹工人階級意識的惡劣作用。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對克利蓋的批判,不僅在理論上、思想上劃清了共產主義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以及各種宗教神學的界限,捍衛了共產主義思想原則的純潔性,而且在實踐上防止了各種宗教唯心主義思潮對工人階級的滲透和腐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3.明確了無產階級政黨對待“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則

       

      關于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如何對待“宗教信仰自由”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給出了明確的回答:一方面,“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信仰的領域里占統治地位罷了”。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項基本的人權,人們有信仰宗教的權利,無產階級政黨贊成宗教信仰自由,這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一貫堅持的主張。另一方面,無產階級要建立新世界,必須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和傳統的觀念(包括宗教觀念)進行最徹底的決裂。無產階級在克服各種舊迷信、舊觀念之前,是不可能徹底解放全人類和自身的。主張宗教信仰自由,并不代表無產階級政黨在思想上和信仰上認同宗教,始終保持思想信仰上的純潔性和先進性,反對不同宗教觀念對無產階級政黨及其成員的影響和侵害,是無產階級政黨基本的政治立場,也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一貫堅持的主張。正如列寧所說:“我們應當同宗教作斗爭。這是整個唯物主義的起碼原則,因而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原則。”[22]

       

      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停留在起碼原則上的唯物主義,他們更進一步。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無神論立場并不是要把宗教問題提到首要位置,對宗教的批判必須同消除宗教產生的社會階級根源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嚴謹的,他們反對到處炫耀無神論,更反對向宗教宣戰,認為公開向宗教宣戰或用行政命令取締宗教信仰的做法都是十分愚蠢和有害的。1874年,恩格斯在反對布朗基派用行政命令取締宗教信仰的“左”傾錯誤時指出:取締手段是鞏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在我們的時代唯一能替神幫點忙的事情,就是把無神論宣布為強制性的信仰條,并以禁止一切宗教來超越俾斯麥的文化斗爭的反教會法令。”[23]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更加明確地指出:“每一個人都應當有可能實現滿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滿足自己的肉體需要一樣,不受警察干涉。”[24]列寧更加明確地指出:“大聲疾呼向宗教宣戰是一種愚蠢的舉動”,“這樣宣戰是提高人們對宗教的興趣、妨礙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25]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也曾精辟論述了這一思想。他說: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

       

      總之,《宣言》的問世,標志著歷史唯物主義宗教觀和無產階級運動這兩個方面的有機融合,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在理論上達到一個新的境界,在實踐上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此,宗教領域的基本問題得到了科學的詮釋,無產階級政黨在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時,有了一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無疑是人類思想歷程在宗教認識領域中的一次偉大變革。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史研究”(07BKS005)。

       

      注釋:

       

      [1][22][25]列寧:《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宗教》,世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607610607頁。

      [2]筆者認為,把“鴉片論”視為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是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基本誤讀。參見拙文:《從“鴉片論”、“幻想論”到“掌握論”——辨析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理論基石》,《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6期。

      [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6544頁。

      [5][6][7][8][9][10][14][15][16][17][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159934-35345142535255-5664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頁。

      [12][13][23][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1448362448頁。

      [18][]弗·梅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4卷,三聯書店,1966年,第124頁。

      [20][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699頁。

       

      (作者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來源:《中州學刊》20187期)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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