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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瑞花:慧遠對佛教中國化的貢獻   2019年5月15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佛教中國化是宗教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典型范例。回顧慧遠的佛教中國化思想和宗教實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慧遠(334-416年),東晉著名高僧,出生于雁門樓煩(即今山西省原平市大芳鄉茹岳村),早年崇奉儒學,后來服膺老莊,最后歸依佛教。慧遠為佛教中國化做了大量的工作,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一是以相即不離的政教觀恰當地處理好佛教和政治的關系,取得主流社會的認可;二是通過引進、翻譯佛典,與梵僧大德切磋教理,以儒、道典籍會通佛教思想,開展佛教義理的中國化;三是四方尋求、翻譯戒律文獻,創立各類僧制,進行佛教制度的中國化建設。

       

      相即不離的政教觀

       

      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佛教如何與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文化相適應,如何獲得上層統治者和社會精英群體的認可,如何在已經廣泛流行儒家、道教文化的主流社會中掙得一席之地,是佛教傳入中國后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而政教關系問題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在當時,這一問題表面上看是佛教教義教規是否違背封建綱常倫理名教,實質上其集中表現是沙門應不應該禮敬帝王。對于這一問題的爭論,早在慧遠之前半個多世紀就已經開始了,只是那個時期的爭論發生在王朝內部,以何充和庾冰的爭論為代表。慧遠時期,這一爭論再次爆發,是由于東晉時期發生了僧人介入政治、聚斂錢財的行為,備受朝野爭議。所以,慧遠時期的這場爭論,是以慧遠為代表的整個佛教界與以桓玄為代表的封建王權之間的政教關系之爭,對于佛教來說,至關重要。

       

      在這場爭論中,精通儒學的慧遠表現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他撰《沙門不敬王者論》和《答桓太尉書》,從在家”“出家”“求宗不順化”“體極不兼應”“形盡神不滅等五個方面論證沙門不敬王者的基本立場。

       

      慧遠將佛教信徒分為在家信徒和出家信徒兩種,在家信徒應該順應世俗禮法,尊親敬君,因為在家信徒情未變俗,跡通方內;而出家信徒要獨立修道,應隱居、變俗,即使鞋襪服飾也應與世俗有異。這就是堅持相即不離的關系。慧遠認為,佛教具有化導世俗的作用,僧侶出家看起來對父母沒有盡孝,對君主有失禮敬,但實質上既不違孝道,又不失恭敬。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慧遠大師進而主張佛教救度眾生與輔助王者教化的本質是一樣的,佛教不但教人修行學佛,還在更高層面上有助于救濟世俗,可以為封建統治服務。

       

      慧遠的這種相即不離的政教觀落實到修行實踐中,便是結社廬山,潛遁叢林,跡不入俗,影不出山,以虎溪為界,樹立方外之賓的僧格形象,以超脫的出世、清凈品格博得統治者的尊重。這種遠見卓識不僅令廬山僧團在桓玄沙汰沙門的運動中得以幸免,未入搜撿之列,更在當時復雜的社會環境下得以興隆發展,使廬山成為東晉時期南方佛教的中心,與鳩摩羅什的長安佛教中心遙相呼應。鳩摩羅什《大智度論》譯出時,后秦姚興致書慧遠,請他為之作序,并贈送他禮品和佛教法器。三翻四次詰難慧遠的桓玄,也對慧遠肅然起敬。著名哲學家湯用彤評價道:釋慧遠德行淳至,厲然不群。卜居廬阜,三十余年,不復出山。殷仲堪國之重臣,桓玄威震人主,謝靈運負才傲物,慧義強正不憚,乃俱各傾倒。非其精神卓絕,至德感人,曷能若此。慧遠在政教關系上的姿態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一面旗幟,是處理宗教與政治關系的成功范例。

       

      佛教義理的中國化

       

      慧遠雖然是影不出山三十年,但并不意味著絕塵離俗,不問世事,反而與上層社會、文人雅士保持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慧遠的博學多才、高尚僧格,吸引了大批文人儒士,比如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豫章雷次宗,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季碩等。慧遠還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弟子,如慧寶、慧要、慧觀、法凈、法莊、法領、法安、法幽、道流、道恒、道授、道溫、道靜等,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弘化一方的佛教高僧,推動佛教中國化的深入開展。同時,慧遠為尋求佛教中國化之道路,派出弟子法凈、法領等人西行取經,設立私立譯場翻譯佛經,禮敬梵僧佛若多羅、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等人。為引進佛典,慧遠曾致書祈請曇摩流支翻譯《十誦律》,請佛馱跋陀羅翻譯《修行方便禪經》并為之作序,使佛教禪學流行于江南。

       

      慧遠和鳩摩羅什分屬于廬山僧團和長安僧團,兩人分別代表南北方佛教中心,從佛學思想上看,兩人也分別代表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在兩人的書信往還中,慧遠提出了很多佛學理論問題向鳩摩羅什請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與涅槃有關的法身、法性問題。表面上看是兩人就佛學義理進行的理論切磋和爭論,實質上是慧遠作為中國佛教思想家對佛學重大理論問題的獨立思考,是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的思想交鋒,更是佛教義理中國化的一條必經之路。

       

      慧遠另一方面又以儒道典籍會通佛理,對佛教義理進行中國化的解讀和闡釋。比如援引《莊子》解釋般若實相,在因果報應理論中引入神不滅論,將印度的業報輪回與中國的靈魂不死宗教思想相結合,依據佛經闡發人有三業、業有三報、生有三世之說。結合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國傳統思想的新業報論,成為之后中國佛教因果報應理論的圭臬。慧遠駁斥當時流行于世的自然之性不可移”“圣人不可學不可至及其由此導致的命定論和名士頹唐之風,闡述佛圣能學能至,途徑就是戒定慧三途并進。他創立簡單易行的念佛修行法門,非常有利于佛教在下層普通信眾中的傳播,也為凈土宗成為影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奠定了基礎。

       

      佛教制度的中國化

       

      佛教的中國化是一個系統工程,既包含義理層面的中國化,又包含制度層面的中國化。佛教傳入后,形成于印度的佛教戒律有很多內容無法在中國實行,于是便出現了僧制這種獨特的佛教制度形式,既不違背佛教戒律,又可以因應中國僧團建設的實際需要。慧遠的師父道安曾制定僧尼軌范,統一僧尼姓氏,使中國化的僧團隊伍開始形成并壯大。慧遠繼承道安的事業,制定《法社節度》《外寺僧節度》和《比丘尼節度》。法社節度即廬山白蓮社僧眾共同遵守的規章制度,《外寺僧節度》《比丘尼節度》分別指適用于外寺僧和比丘尼的規章制度。慧遠通過制定一系列的規章制度約束廬山僧團的所有信眾,這些規章制度被后人稱為遠規,為南北佛教界所通用。自此以后,中國佛教僧團便一直延續著僧制和戒律并存的傳統,僧制發展到后來形成清規,這從本質上看就是佛教中國化在戒律上的表現。慧遠這一做法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使廬山僧團有了適合自身實際的規章制度,而且這些規章制度可以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進行改革和完善,僧團自身擁有了訂立規矩的立法權。這一點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慧遠的佛教理論和實踐開啟了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胡適先生將其稱為佛教中國化的代表。慧遠的歷史經驗,對新時代佛教中國化仍有借鑒意義。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學民族宗教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來源:2018109日《中國民族報》)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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