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id="ksxpy"></p>

      <samp id="ksxpy"><em id="ksxpy"></em></samp>
      <label id="ksxpy"></label>

      社科網首頁|論壇|人文社區|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你現在的位置:中國宗教學術網>>著作
      《王樹楠史學研究》   中國宗教學術網 2018年1月31日

       

      作者:劉芹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1月

       

      內容提要

      王樹楠是晚清民國時期的史家,史學成果較多。本書全面系統地研究、清理了王樹楠史學著述的諸方面,評述王樹楠以一個體制內官員身份撰寫歐洲史著的背景及特點,首次發現并評價王樹楠撰寫的《清史稿》序言文稿,從士人視角首次探討了王樹楠與康有為之關系,評析王樹楠在民國時期的遺民史學著述,首開從清遺民史家視角研究其史學著述的先例。從學術發展史角度來看王樹楠的史學成就,既可以對王樹楠的史學成就有準確的了解,也有助于深化中國近代史學史的研究。本書力求構建一個由天下、國家、地方到個人的王樹楠史學撰述體系,填補了長期以來對王樹楠史學研究方面的空白。

       

      目錄

      緒論 王樹楠研究綜述

      一、王樹楠個人研究綜述

      二、王樹楠文學研究綜述

      三、王樹楠政績研究綜述

      四、王樹楠史學研究綜述

      第一章 王樹楠生平及師友

      第一節 王樹楠生平簡介

      一、為官青神等縣

      二、張之洞幕僚

      三、陶模幕僚、甘省為官

      四、新疆布政使

      五、清史館總纂

      六、講學、修志

      第二節 師友關系

      一、晚清封疆大吏

      二、維新變法派

      三、桐城派

      四、同年科舉

      五、幕僚友朋

      六、師友關系

      七、與外國人的交往

      第二章 歐洲史著編纂

      第一節 《歐洲列國戰事本末》

      一、編纂背景

      二、編撰特點

      三、主要內容

      四、主要觀點

      第二節 《歐洲族類源流略》

      一、編纂內容

      二、編纂特點

      第三節 《彼得興俄記》

      一、材料來源

      二、重大事件認識及評價

      第四節 《希臘春秋》和《希臘學案》

      一、《希臘春秋》

      二、《希臘學案》

      第三章 當代史編纂

      第一節 《清史稿》編纂

      一、關外本和關內本

      二、王樹楠史稿撰修

      三、王樹楠史稿評價

      第二節 《武漢戰紀》

      一、主要內容

      二、政治立場

      第四章 地方史志編纂

      第一節 王樹楠與西北《新疆圖志》

      一、《新疆圖志》編纂

      二、志稿內容分析

      三、志稿編纂思想及特點

      第二節 王樹楠與河北地方志

      一、《畿輔通志》

      二、《冀縣志》

      三、《新城縣志》

      四、《河北通志稿》

      第三節 王樹楠與東北地方志

      一、《奉天通志》

      二、《東三省鹽法新志》

      第四節 王樹楠的其他方志

      一、《法源寺志稿》

      二、《民國續修臨邑縣志》

      第五章 人物傳記編纂

      第一節 人物傳記撰寫

      一、傳主身份考察

      二、人物傳記的時代性

      三、王樹楠與傳主關系考察

      四、人物傳記風格

      第二節 整理編纂鄉邦先賢文獻資料

      一、編纂《畿輔叢書》

      二、編纂《張文襄公全集》

      三、編纂《大清畿輔先哲傳》

      第三節 《陶廬老人隨年錄》

      第六章 王樹楠史學編纂思想觀念

      第一節 史學編纂認識

      一、撰史目的

      二、史學認識

      三、世界意識

      第二節 史學編纂特點

      一、從史志撰修看史學撰述的創新

      二、辨鏡源流,去偽存真,重視考證

      第七章 王樹楠史學觀念認識

      第一節 憂患思變易

      一、憂患意識

      二、變易觀

      第二節 尊君與尊中華

      一、尊君觀念

      二、尊中華觀念

      第三節 遺民情結

      一、遺民與遺老

      二、王樹楠的遺民心態

      三、王樹楠帶有遺民情結的史學著述

      第四節 富國與攘夷

      一、富國

      二、攘夷

       

      結語

       

      參考文獻

      一、古籍刊印著作

      二、現代出版著作

      三、港臺及外國人著述

      四、論文

       

      附錄

      附錄一 王樹楠學術年譜概略

      附錄二 王樹楠筆下的愛國人物

      附錄三 與王樹楠交游的遺老

       

      后記

       

       

       

      清末民初名儒王樹楠史學中的變易觀及實踐

       

      摘要:王樹楠是一位清末民初受過正統儒家思想教育的傳統士人,一生有多部經學著述,如《尚書商誼》《費氏古易訂文》《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爾雅郭注佚存補訂》《廣雅補疏》《左氏春秋經傳義疏》《左氏春秋偽傳辨》《焦易說詩》《爾雅訂經》、《莊子大同注》等多部撰述,被稱為北方大儒。

       

      同時王樹楠也是一位出色的傳統史家,他將傳統的儒家思想融入到其史學著述之中,其史學著述成果較多。劉芹論著《王樹楠史學研究》比較全面系統地研究、清理了王樹楠在史學諸方面的學術成果,從學術發展史角度來看王樹楠的史學成就,既可以對王樹楠的史學成就有全面準確的了解,也有助于深入推進中國近代史學史研究。

       

      本文節選自劉芹博士的《王樹楠史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反映出清末民初時期王樹楠等為代表的傳統士人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堅守與傳承,積極要求進行政治變革,謀求解決社會問題,應對嚴重的中華民族危機,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局面,代表了中國道路的早期探索過程中的傳統士人的文化認知與政治訴求。它對我們堅持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堅定文化自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的借鑒與啟示。

       

      憂患意識是變易觀念的前提和基礎。在晚清社會的“內憂外患”的局面下,王樹楠產生一種變革意識是必然的,在思想上要求變革,要求改變社會原來的現狀,在當時具有一種革新進步精神。這種變革意識和革新精神要求在社會上進行興利除弊的改革,體現在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思想文化等國計民生各方面變革,王樹楠的思想要求反映出中國傳統士人在甲午戰爭之后,普遍要求進行變革的社會思潮代表之一。

       

      一 變易觀的思想來源

      王樹楠變易觀念的思想來源于多方面的影響。一是受到中國古代哲學變易觀念的影響。變易觀念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哲學思想觀念。早在上古三代時就存在著這種變化的觀念。《周易》中“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思想一直影響著千百年來人們的思想。其基本觀念是一種變易思想,這是晚清時期人們進行變法的思想基礎淵源。王樹楠具有正統的儒學觀念,在其史學著作中多次體現出《周易》及其變易思想,并利用中國古代的變易觀念來解釋當前所面臨的變局和現象。如他在編撰《歐洲族類源流略》時,認為“自古逮今,舊種之弱,每不敵新種之強。舊種之愚,每不敵新種之智。強者、智者出,而弱者、愚者遂沈霾沒滅,無復有能存其種者。久之而強者又弱,智者又愚,新種遂變為舊種。而種之尤新者又出焉。存亡消息,如還無端。《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吾于是益知新之為義大也。四千年以前,種之強且智者,莫如印度,歐亞兩洲談貴種者,指為首屈焉。希臘、羅馬踵起歐洲,亦世之所謂強種、智種者也,自德多尼苗族崛起,新益求新。于是割全歐,藩印度,種之所布于美、于非、于澳、于南洋諸島,而蠶食之志,至今猶未厭焉。蓋又不第印度之種,希臘、羅馬之種之為所羈縻而刪夷者,為可懼也。雖然,吾又安知夫舊者之不能復新,而新者之不復為舊耶?”[1]作者以“異域”文化,“夷狄”文化為背景,以西方民族的興盛更替作為考察對象,從這種強與弱、智與愚、新與舊的較量和轉變中,作者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只有變革,中國才能擺脫積貧積弱的局面,這種變易觀中帶有進步性,是當時中國社會變法自強的依據。作者的變易觀還體現在《彼得興俄記》中,以俄彼得變法為例,要求中國應當實行變法,且惟有變法才是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社會現狀的唯一出路。

      二是王樹楠在此時也受到嚴復天演論進化觀念的影響。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之后,中華民族危機處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關頭,救亡圖存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嚴復翻譯赫胥黎的生物進化學說,向中國人介紹宣傳西學,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公理,冀圖挽救社會危亡,挽救民族危機。在此書中,嚴復通過自身理解,利用按語形式,將西方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說、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學說創造性地糅合到一起,熔為一爐,匯為其名著——嚴譯《天演論》之中。嚴復在書中結合中國社會現狀,將達爾文生物進化論觀點,解釋為“明天道知常變,其用在物競與天擇”,利用斯賓塞普遍進化說觀點將物競天擇之義通用于人類社會,將赫胥黎 “與天爭勝”、“勝天為治” 的觀點和我國古代思想家荀子“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相結合,鼓勵人們“自強保種”;主張合群、善群,共同挽救民族危亡,保國保種;主張世界是進步的,“世道進化,后勝于今”;主張漸變,認為“自皇古迄今,為變蓋漸”等,這些觀點后來成為人們主張改革,要求變法,進行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此書亦使嚴復獲得“中國當時社會上西學第一人”稱號。吳汝綸為其所作序中認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2]給嚴復《天演論》以很高評價,與吳汝綸有師友關系的王樹楠可能就在此時,也受到了嚴復《天演論》觀點的影響。王樹楠在其史學撰述中,多次運用這些西方思想家觀點,并用這些“西儒”觀點來說明自己意圖。

      天演論思想觀念在王樹楠的史學著述中很多處地方體現出來。《彼得興俄記》《歐洲族類源流略》都成書于1896年,1901年王樹楠撰成《歐洲戰事本末》,《歐洲族類源流略》刊行于1902年,在以上這三本書中都沒有出現“天演”、“進化”之類詞語,卻都體現出王樹楠的變易觀念,表現出王樹楠是用新舊、強弱,愚智、好壞觀點來看待當時社會問題的,要求進行社會改革。

      1902年《希臘學案》開始,史書中便不斷地出現“天演之事”、“天演自然之公例”、 “擇種”、“競爭”、“進化”等詞語,反映出作者受到嚴復《天演論》思想的影響。“國民天演之事,由分而之合,由駁而之純。……此蓋天演自然之公例。”[3]這段話出自《希臘學案》,王樹楠在書中提及“天演之事”、“ 天演自然之公例”這類詞語,顯然是受到嚴復《天演論》的影響。成書于1905年,刊行于1906年的《希臘春秋》中有“土狹民稠,謀生展地,亦天演必至之勢。”“擇種留良,乃天演自然之程度”;“競爭者,進化之母。”[4]從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來,王樹楠此時已經接受了嚴復《天演論》的觀點,在文中一再提到“天演”、“擇種”、“競爭”、“進化”等詞語,而在此之前的《歐洲族類源流略》則沒有提到這幾個詞語。

      面對著當時中國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王樹楠順應時代的發展要求,在從天命觀到天演論的觀念變化中,認識到只有進行變革才會改變積貧積弱的中國社會現狀,表達出其要求社會變革追求進步的強烈呼聲。

      二 變革意識的訴求

      在內憂外患的危機面前,人們要求社會變革,要求改變原有現狀的想法已經達成一種社會上的共識,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潮流。從龔自珍等人在思想上要求變易開始,到林則徐等人開始睜眼看世界,到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地主階級洋務派的“師夷長技以自強”,再到維新派戊戌變法,中國社會時時刻刻都在變革,學習西方先進經驗,迫切地希望通過變革使中國達到富強之目的。

      王樹楠對社會的具體變革體現在:

      1.政治上要求廣開言路,做到民情上下通達,避免塞責視聽。

      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普遍認為西方強盛的原因之一是民主制的實施,作為公民,有權利監督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與實施,有權參與國家管理。王樹楠心目中的民主制度與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同的,王樹楠要求保留君主和君主制度,所要求的變革也只是人們普遍希望中國的君主能夠像西方君主那樣,實行一種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夠廣開言路,做到民情上下通達,也就是實行一些所謂民主措施的有限民主而已。

      有感于西方民主制,作者認知的方向是回溯到古代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過程。王樹楠認為中國上古三代,都不乏上下通達的事例。“三代以前,君與民親,君若一家至長,而其民則若一家之子弟奴仆,有事則議之而后行,有令則擬之而后發。以黃帝之神而曰清問下民,以堯、舜、禹、湯之圣而曰都俞,曰吁咈,曰好問好察,曰聞善言則拜,曰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其國制則詢,國危詢,國遷詢,……古之帝王無事而不共之于民,故古無諫議之官,而人人皆諫議之士,……察其謗議,以為達聰、明目、省身、修政之助。”王樹楠認為中國上古三代是君民親若一家,無事不議,無事不通達的理想社會。秦漢時期,開始箝制言論,統一思想,這是造成民情上下隔絕的開始。自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定心非、巷議、誹謗、妖言之罪后,于是出現“君自君,而民自民。上下始隔絕,不復相通”的局面。漢時開始設諫議官,猶有上古三代遺風。“漢興鑒秦之弊,改設諫大夫、博士、議郎之職,議郎不屬署,不直事,國有大政、大獄、大禮則與中二千石博士會議,其數嘗至數十人。漢昭帝詔公卿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反復爭論鹽鐵事,卒罷不行,以此見漢時君臣廣咨博議,猶有三代之遺。”隨著歷史時間的發展,適應封建社會發展的需要,這種“古代民主制”已經被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封建時代的選官制度和科舉制度。但王樹楠卻認為正是后世諫議官的設置,阻礙了民情的上下通達,使“人之無言責者,始不得越職以言事。尊卑之分,乃愈嚴。而民之于君,益望若帝天,高遠而不可及。其為諫官者,又復取諸科目資格,不慎選天下之賢才,君國之遠猷,文武之宏計,率茫然不解其何事,惟以拾浮詞,陳瑣事,為市恩報怨之計。”所以“蓋自有諫官,而天下之言始絕,天下之民始離。”由于封建專制制度和等級制度的存在,原始時代的民主制度早以不復存在。王樹楠羨慕西方的民主政治,法律的健全。“吾觀泰西上下議院之制,有君以行法,有民以議法。法所不便者,不得行;法所不可者,不能強。上無所施其虐,臣無所擅其權,民無所積其怨。既議之后,又復刊諸報館,以昭議院之是非。英奇之士,遐遠之民,皆得竭誠效忠,相議而持之于其后。其納言之廣,謀國之眾,實有合于古昔先王公天下之良法遺意。”[5]王樹楠認為西方的政治制度與中國上古三代時期的制度相同,都采用上下通達的方式,君民無間隔,但這種“泰西近古制”的認識方法,是不正確的。顯然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與西方政治制度的區別是社會制度不同,這種所謂的民主制是沒有可比性的。

      由于王樹楠對中國式的民主制度與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與認知不同,所以他的政治訴求也就會存在著很大的差別。王樹楠認為現在國家亟待實行變革,廣開言路。“今天下內外之事之待于議者,亦繁且急矣。生民之利弊,國政之是非,兵刑、禮樂、因革損益之大端,敵國和戰之全局。”這些上至國家大政,小至百姓的生計狀況,乃至國家大事、國內政治制度、外交事物的方針政策都需要各階層進行監督和參與,而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朝廷獨與二三樞密之臣,造膝而陳函檄而發,臣工不與議,僚友不與知,士庶不與聞,上之無以廣天下之謀,下之無以盡天下之智,于是發一號,施一令,或不協于道,或不服于民,敷衍更張,二者之弊均為天下所笑”,這種狀況是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的,必須進行改革,“今國家處積弱之勢,毅然思變法謀富強”,否則就會有亡國滅種之災。作者認為變法應該堅持“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原則,“古之圣君賢相,未有不集思廣益,而成天下之務者。”所以希望當朝統治者能夠“集群策群力,博咨而詳說之,”做到“上師五帝、三王之意,下仿漢時召集賢良文學與公卿議事之例,國有大事則內外大臣疏薦才德之士,通中外抱遠猷者,集議而行之,不屬署,不直事,不定數,如此則有議院直意,而無議院之名,更請略寬知縣以上,言事之禁,其有關于國家大計及一省一郡生民政治之利害者,許其上封事陳得失,以備朝廷采納,其所言非國政,涉于一人一事之私者,罪之,此非第足以博聞天下之言也,亦且足以廣收天下之才。”只有這樣才能夠做到“合天下之力,納天下之言,以謀天下事,以作天下之氣,天下之人知朝廷之以天下為公也,則懷才抱道者,皆躍然思,各抒其所見,以效忠于上。”[6]要求當朝統治者,廣開言論,允許官民上書言事,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民情上下通達,不至于塞責蔽聽,共商國家大計,以擺脫嚴重的社會危機。

      2.應該慎重選拔人才

      中國社會發展迫切需要各類人才,“今日之天下需才之殷,求才之亟,蓋莫有甚于此時”。[7]為保證變法的順利進行,人才是關鍵。變法必須要任用合適的人選,要想求得合適的人才,其關鍵措施是作為一國之君,必須首先做到修身正心。修身內容不外乎為“內圣外王之道”,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將“古今中外政治之常變得失,與夫宜法、宜戒、宜因、宜革之故,了然于其心,而粲然于其目,”才能真正發現人才,量才使用,做到人盡其才。其次王樹楠認為君主應以周公、魏文侯為榜樣,以仁者為核心,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集體。皇上才能有“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內外大小,凡百有司序事循業,各效其職,”達到“心亦不勞而治矣”的局面。[8]王樹楠認為變革應該實行自上而下的方式,這種方式在十九世紀的西方國家實行過,譬如俄國彼得大帝、日本明治維新、德國俾斯麥改革,他們的成功可以成為中國人的借鑒。“今之人有行之者,彼得、明治是也。”[9]王樹楠1896年撰寫《彼得興俄記》,就是為推動變法的順利提供輿論指導。要求光緒皇帝效法俄國彼得大帝,“乾綱獨斷”,效法俄國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自上而下進行變法。

       

       三 變易觀下的社會治理實踐

      受進化論思想影響的王樹楠,與傳統的變易觀相比較,畢竟是向前邁出了較大的一步。王樹楠通過對古今中外歷史的研究和當時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了解,提出若要富國,必先向西人學習。王樹楠變法思想是與洋務派思想一脈相承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表現。一方面,比較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先進之處,“美矣哉,泰西之法也。”[10]“泰西之學其源于埃及乎,希臘述之,羅馬昌之,英法興而因革損益以集大成,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矣。”“西人則禮其禮,樂其樂,而天下治。”在王樹楠眼中,西方是中國學習的榜樣,“泰西之學,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圣人之功用備矣。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師乎,師乎!”西學是中國人進行變革時必須學習的內容,“西學立而日強,小學則小效,大學則大效,學不可已也。”一方面又駁斥了“華學于夷,不亦恥乎?”的論調,以“攻玉以石,洗金以鹽,物有以賤理貴者矣,舍短取長,夫亦何常師之有”的觀點勸導西學,要求變法,批評那些保守、守舊之人的錯誤做法,認為堅守“華夷之辨”的死腦筋,不思進取的做法,只能亡國滅種。華夷之間,“大仁無畛,大智無方,東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11]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圣人都是相同的,都是可以值得學習的,沒有門戶與國界之別。

      變法必須做到中西結合,“惟有遠師三代之意,近采泰西之法。”[12]變革時將中西文化作為兩個可以汲取的源泉,然后參照實際問題,制定相應的決策,才能夠達到變革的目的,“酌古制,參西律而統之”是王樹楠的變革原則。作者又進一步以用藥治病為例,“中也內,洋也外,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失。”[13]強調變法宜參照中西先進之法,體現出洋為中用的中西結合方式,屬于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范疇。

      王樹楠要求的變革觀念涉及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內容,較為廣泛。他通過中西比較,列舉了中國學習西方的設想與措施,如在政治方面,要求“借才異國”,要求給人民以一定的權力,“泰西之民權虞如也?政其政,事其事,樂其樂,利其利”;要求改革律例,在法律方面實行重刑罰,“西刑重罰,古之善道也,役煩辱,謂之罰,力入金貨,謂之罰財。”但必須做到“罪之不忘教,刑之不忘仁,司圓司隸之法也。”具體審訊過程中,要求像外國審判程序中,先起誓,后審訊,顯示出取信于民。同時應該設立陪審制度,其作用是“無濫刑,無遁法,無情袒,無賄成。”要求設立巡捕,治理社會環境。“總于縣,散于鄉,耳目周而民志肅矣,故禁奸暴,靖盜賊,莫善于巡捕。”[14]王樹楠曾這樣敘述他在四川資陽縣為官時的審訊過程,“余每蒞任,始至之三四月內皆坐大堂問案,任人觀聽,書差不能蒙蔽一也,使人知所勸懲二也,可以通上下之情三也,久之人人相信,然后退坐二坐,仍令人隨便觀聽。余每聽訟必置城鄉保甲冊于案旁,原被告兩造系何鄉之人,平素作何職業,遇案檢視,可以考證其為人。原被到堂,須使之一一盡言,參互質證,必有罅隙可乘之處,訊時宜五官并用,其要尤在察人詞色,不但原被及中證,即旁聽之人于問之當與不當,意之然與不然,亦無不流露于辭色之間。”[15]這是當初王樹楠在四川為官時的實踐經驗,王樹楠希望能夠推廣自己的經驗,做到“同公平”的目的。

      王樹楠涉及最多的就是關于經濟方面的變革。“強國以商”,要想達到“富國”,必須在稅制方面進行改革,“西商百五而稅,而日用之物不與焉,中國則稅之外益之,曰厘,商道困矣,是之謂割唇而益鼻。……寬其稅,裁其厘,而商道治。……百姓足,君孰與不足?”[16]“加酒稅,馳鹽厘,而稅法正矣”以做到“與民共之,上無私焉,故君取民而不疑,稅繁而國不擾”;設立鈔法,“金銀銅三品之法立,則鈔法行矣”;設立銀行,“流上下之財也,商操之,國衛之,通其緩急,劑其有無,則民信而財藪之矣。”[17]王樹楠在新疆實行貨幣改革,穩定金融市場,促進經濟發展,收到良好效果。

      創辦鐵路。王樹楠強調鐵路的重要性,“機器之興也,地無棄物,國無游民,生財之道備矣,輪船、鐵路,其機器之牙齦乎?”[18]興修鐵路,“則開荒徼為康衢,化荊榛而文物,此固窮變通久之方。”[19]所以作者認為,“鐵路者,一國之血脈筋絡也。”[20]而鐵路對新疆地區的發展尤為重要。“新省西、北兩方為俄人鐵路所包圍,一旦用兵、朝發夕至,腹地之兵,非數月不能至新,而軍火糧餉又無一不賴腹地轉輸,其勝敗存亡之數,不待智者決也。英人謂新疆有鐵路,則西域為中國所有,無則在俄人掌握可預券也。”王樹楠在為官新疆時已經開始籌辦在新疆興修鐵路,但最終由于清朝官員的昏庸無能而擱淺此事。“余欲由此創設鐵路,先仿俄人臺站之法,由蒙古草地試行,已繪圖呈部矣,而遽遭讒口去官,至今十余年未有議及此事者。”[21]

      提出興辦教育,重視人才,為社會變革服務。“鄉學立而德盛,西學立而日強”[22],“廢科舉而后學校興,學校興而后人才出。”教學內容重在教授“實學”,如電學、光學等自然科學知識。為配合辦學,應該興辦報館。“日報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一國,遠之五洲,多識于百物之名,人而不閱日報,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重視報紙的近代媒體的傳播力量和社會輿論宣傳教育功用,“日報……史氏之遺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西人為日報,而是非善惡舉。”[23]

      王樹楠的思想在當時具有進步性,他在四川、甘肅和新疆等地為官時,已經將蘊含著變易觀念付諸于社會治理的具體實踐之中,如興辦鐵路,創設郵政,改革錢幣,興辦學堂等措置,有些措施已經初見成效,但由于當時晚清政府的腐敗社會政治環境,最終還是無法實施難以見到成效。他已經預見到變革有可能流于形式,難以深入推行,所以在其言論中多次涉及到改革時應該注意的原則及各方面關系的處理原則。

      王樹楠主張變革的“漸變”原則,改革應該以穩定社會政治為目的。變革在內容上應該本著有助于解決實際問題的原則,不能只看重皮毛的形式。認為變法如果是流于形式,無異與“狙公之賦芋也,朝三而暮四”,其結果是“中邦之政,往往不求實效,而專鶩虛名,學步效顰,朝三暮四,大率類此。”[24]“國家變法,學步效顰,只慕虛名,不求實效,恐法愈變而國成蔽也。”[25]

      變法是系統的改革,盡量協調、理順各種關系。王樹楠主張“改弦更張”,必須改變“琴瑟不調”的局面。若要改變這一局面,首先是君民之間達到相互信任,作為君主應該下情上達,體恤民情。治國為政達到“群分均”、“同公平”的要求,“亂國斗兵,治國斗政。……正其教,理其事,興其利,革其弊,舉賢任能,與民更始,廟勝之道也,其惟明王乎?”[26]只有這樣,才能“君以民事為事,則民信君;民以君事為事,則君信民,懿哉,西國之君民一體也。”為此君主在實行改革時,應該慎用人才,“開國承宗,小人勿用”,[27]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

      (——摘自劉芹《王樹楠史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5276頁。因需要內容有所改動。)

       

      (編輯:李文彬)

       

      [1] 王樹楠:《拉伯族》,《歐洲族類源流略》卷1,《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2] 吳汝綸:《吳汝綸序》,嚴復《天演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3] 王樹楠:《亞克特美學案·百拉多》,《希臘學案》卷3,《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4] 王樹楠:《商太丁元年》、《周成王五年》,《希臘春秋》卷1,《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5] 王樹楠:《廣議篇》,《陶廬外篇》,《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6] 王樹楠:《廣議篇》,《陶廬外篇》,《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7] 王樹楠:《廣議篇》,《陶廬外篇》,《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8] 王樹楠:《取士篇》,《陶廬外篇》,《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9] 王樹楠:《戊戌篇》,《蟄叟》,《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10] 王樹楠:《戊戌篇》,《蟄叟》,《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11] 王樹楠:《巳亥篇》,《蟄叟》,《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12] 王樹楠:《學校篇》,《陶廬外篇》,《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13] 王樹楠:《丁酉篇》,《蟄叟》,《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14] 王樹楠:《丁酉篇》,《蟄叟》,《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15] 王樹楠:《陶廬老人隨年錄》,章伯鋒、顧亞主編《近代稗海》(12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1372頁。

      [16] 王樹楠:《戊戌篇》,《蟄叟》,《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17] 王樹楠:《丁酉篇》,《蟄叟》,《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18] 王樹楠:《丁酉篇》,《蟄叟》,《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19] 袁大化、王樹楠:《道路志一》,《新疆圖志》卷79,臺北:成文出版社,1965年影印版,第2988頁。

      [20] 王樹楠:《送榮華甫廉訪調任河東觀察序》,《陶廬文集》卷4,《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21] 王樹楠:《陶廬老人隨年錄》,章伯鋒、顧亞主編《近代稗海》(12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97頁。

      [22] 王樹楠:《巳亥篇》,《蟄叟》,《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23] 王樹楠:《戊戌篇》,《蟄叟》,《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24] 王樹楠:《代陶制軍致魏午莊中丞》(戊戌),《陶廬箋牘》卷4,《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25] 王樹楠:《陶廬老人隨年錄》,章伯鋒、顧亞主編《近代稗海》(12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98頁。

      [26] 王樹楠:《丁酉篇》,《蟄叟》,《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27] 王樹楠:《戊戌篇》,《蟄叟》,《陶廬叢刻》,光緒至民國間刻本。




      免責聲明
      • 1.來源未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世界宗教研究所立場,其觀點供讀者參考。
      • 2.文章來源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為本站寫作整理的文章,其版權歸世界宗教研究所所有。未經我站授權,任何印刷性書籍刊物及營利性電子刊物不得轉載。歡迎非營利性電子刊物、網站轉載,但須清楚注明出處及鏈接(URL)。
      • 3.除本站寫作和整理的文章外,其他文章來自網上收集,均已注明來源,其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如果有任何侵犯您權益的地方,請聯系我們,我們將馬上進行處理,謝謝。
      收藏本頁】 【打印】 【關閉
      ⊕相關報道

      主辦: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內容與技術支持: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網絡信息中心

      聯系人:霍群英 李文彬 許津然 電子郵箱: zjxsw@cass.org.cn

      地址: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內大街5號844房間    郵編:100732

      電話:(010)85196408

      成年轻人电影免费